我國投融資體制存在八大問題。在多年投融資體制改革中，核心思路是從財政主導轉向金融主導，但這些問題沒有解決。客觀來看，在財政直接投資、市場金融性投資兩種模式之外，考慮到我國作為發展中大型經濟體，城鎮化尚未完成，還必須要有對中長期政策性金融的投融資模式的系統構建。圍繞現有體制存在的問題，需從四方面來推進改革。
一是環境保障：明確公共投資與非公共投資職責，建設市場化的投資管理與約束機制。二是模式保障：根據不同的投資目標，圍繞不同的投資主體，選擇不同的投資模式。三是要素保障：發展和創新不同的融資主體及融資產品，滿足多元化的中長期投融資需求。四是項目保障：發展真正有利于增長和居民服務的公共投資項目，保障非公共投資的質量和回報，避免投資的低效膨脹。
今年2月在俄羅斯閉幕的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上，首次強調了推動長期投資融資對促進經濟增長和就業的重要性，決定就動員各種長期投資融資問題開展研究。事實上，早在去年12月，俄羅斯財長西盧阿諾夫就表示，將在2013年9月在俄羅斯圣彼得堡舉行的G20領導人第八次峰會上，提議討論“投融資在經濟增長和創造就業崗位中發揮的基礎性作用”。
由此可見，鑒于發達國家宏觀經濟政策存在很大不確定性、私人部門持續“去杠桿化”、信貸中介功能受損以及全球需求再平衡進程尚未完成等，為了應對疲弱的全球經濟增長，促進投資成為中國、俄羅斯等新興經濟體的政策焦點，也引起發達國家的關注。
所謂長期投資，是指不準備在一年或長于一年的經營周期之內轉變為現金的投資，包括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我們談論投融資體制時，通常是指與長期直接投資及配套融資有關的制度、市場、工具和環境。
長期以來，高投資支撐了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然而隨著經濟增速放緩，加上發展方式轉型的迫切需求，傳統投融資體制存在的弊端進一步暴露出來。從根本上看，盡快改革現有投融資體制的基本格局，才能順應新型城鎮化與經濟持續增長的需要。
經過多年市場化改革，現有投融資體制相較計劃經濟背景下已有了很大改善，但還存在一些突出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第一，資金籌集與運用之間有明顯的期限錯配風險。
一則，從固定資產投資的資金來源看，2011年的國內貸款占13.4%，自籌和其他資金占80.9%，表面上看銀行信貸支持投資的比重似乎并不高，但是在自籌和其他資金中，仍然有較大比重的銀行資金來源，背后原因包括：企業短期資金的長期化、企業異地貸款、關聯方引入的貸款、此前年份沉淀的銀行貸款等。總的來看，來自許多抽樣調查的分析也表明，固定資產投資中直接或間接來源于銀行貸款的部分，要遠高于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
二則，作為中長期投資資金的主要提供者，銀行的“短存長貸”現象仍然嚴重。據央行統計，企業存款和儲蓄存款中的活期比重居高不下，近年來通常在50%以上。而在監管和調控作用下，貸款期限增量結構有所改善，也導致中長期信貸的供給下降，同時在存量結構中仍以中長期為主，截至2013年1月末，中長期貸款占境內貸款余額達55%，如考慮銀行通過表外業務和其他非銀行機構通道流向中長期的資金，則相關比重會更高。
三則，在固定資產的自籌資金中，還有很大一部分來源于債券等固定收益產品融資，不僅這些債權類產品通常是以短期為主，而且商業銀行也是債券市場的最大投資者，這也間接造成銀行短期資金的長期化。由此來看，在我國的中長期投資中，還是缺乏可持續的長期資本予以匹配，這必然會造成潛在的期限錯配風險。為控制該風險而針對銀行體系的監管強化，必然會更加減少中長期資本的可得性。
第二，存在各種潛在流動性風險。
由于受到融資約束，在進行固定資產投資的時候，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往往將從銀行借來的流動資金借款投向固定資產，這種“短貸長投”進一步強化了投資給企業帶來的流動性風險。如果在短期借款到期時，固定資產不能及時變現，就可能出現流動性風險帶來的違約。
對此，為了避免不良率提升，銀行在預期企業可逐漸消化貸款的基礎上往往會對其進行轉貸，這樣在在宏觀調控和信貸規模嚴控之下，短貸長投的流動性風險日益向銀行轉移。例如，近年各地高速公路的建設資金大量來自銀行短期貸款，據審計署報告顯示，這些處于建設期和運營初期的公路，收費收入不足以償還債務本息，其流動性風險非常明顯。
第三，存在融資結構扭曲的問題。
一則，在債權性融資和股權性融資中，過于偏重于前者，由于缺乏多層次的、立體的長期資本市場，加上諸多長期投資領域，對于引入民營資本、激活民間投資仍存在障礙，還有對公用事業領域投資的觀念現限制，以及對非國有投資者的利益保護存在缺失，導致引入投資的股權性資金還未充分調動起來。
二則，在債權性融資內部，主要依靠銀行信貸、城投債券、信托等融資方式，尚未充分發揮規范的中長期債券的支撐作用。
三則，在股權性融資內部，還不完善的資本市場難以發揮中長期資金提供者的職能，創業板市場、非上市股權交易、產業投資基金與風險投資基金的作用還亟待發掘。
四則，在國外城市建設領域日益常見的項目融資、證券化融資等模式，雖然近年來在我國發展迅速，但是仍未取得根本性突破。
第四，投資主體的錯位問題。
就我國中長期投資的企業主體來看，2011年國有和集體企業投資占內資企業總投資的32%左右，而在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等企業投資中，也或多或少體現著國有資本的影響力。通過多年市場化改革，雖然政府財政直接投資比重不斷下降，但是在各類國有資本發揮影響力的企業投資主體背后，仍然充分體現了各級政府的主導作用。
從“歐豬五國”的情況來看，發達經濟體的債務危機臨界點是政府債務率為90%-120%，而發展中經濟體約為60%-80%。雖然無論基于樂觀或悲觀的估計，當前中國政府債務率還在安全邊界內，但是未來新型城鎮化背景下，地方政府債務擴張勢頭顯然難以弱化。在經濟增長速度和質量難以持續保持高水平的情況下，如果不把改革債務消化機制擺上議事日程，不放松投資中的行政干預和管制，則這種政府主導型的長期投資顯然最終會帶來債務危機。
第五，投融資模式的選擇問題。
在中長期投融資領域，政府行政主導會帶來許多弊端，而完全要依靠市場主體自發投資，也難以保障許多具有公共性、公益性的重大投資項目。在我國多年的投融資體制改革中，核心思路是從財政主導轉向金融主導，但其中的問題，一是政府作為裁判員和運動員的雙重矛盾沒有解決，二是忽視了金融主導下的政策性投融資體制建設。尤其是隨著前些年的政策性金融機構轉向商業化，使得中長期投融資機制也可能缺少了一個重要環節。客觀來看，在財政直接投資、市場金融性投資兩種模式之外，考慮到我國作為發展中大型經濟體，且城鎮化尚未完成，還必須要有對中長期政策性金融的投融資模式的系統構建。
第六，缺乏適合中長期投融資特點的制度和管理機制。
一方面，目前還缺乏統一的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投融資的基本法律，主要依據各部委發布的行政規章以及規范性文件，對政府的公共投資職責定位也不清楚。另一方面，針對政府通過平臺企業進行的投資，還缺乏依據其特點而構建的風險評價、控制、監管準則，也沒有建立科學有效的項目后評價機制，更沒有把政府的投資職責，與對投資的監管職責徹底區分開來。所有這些制度環境的缺失，加劇了中長期投資中存在的資金浪費、項目低效和重復建設現象。
第七，投資效率和效益欠佳，投資率過高。
雖然高投資支撐了中國經濟高增長，而且投資拉動在未來仍具有合理性，但是也出現了“過猶不及”。例如，2003年以來，中國的投資率連續八年超過40％，2011年中國投資率達48％，為有史以來最高，最終消費率是47％，為有史以來最低，第一次出現投資率超過最終消費率的情況，其中必然蘊含著結構失衡問題。此外，無論在城鎮化建設還是工業投資中，效率和效益不佳的情況屢見不鮮，尤其在基礎設施投融資領域，“政績項目”、“面子項目”造成了嚴重的資源浪費。
第八，投資受宏觀調控影響過大。
一方面，在投資擴張的內生機制沒有改變的情況下，宏觀調控的大起大落，進一步導致了經濟景氣期間的投資過剩，與經濟低谷期間的投資受損，無法形成可持續的中長期投融資理念與機制。另一方面，各種各樣的產業振興、產業刺激政策雖然不可缺少，但是在制定和執行過程中缺乏縝密論證，更多依靠行政思維來完成，由此導致中長期投資的結構性、集中性風險增大。例如，在許多戰略新興產業中，“大干快上”的盲目投資已經造成惡劣后果，包括物聯網、LED項目、光伏產業等，都出現了產能過剩。這里就需要注意產業政策的適度問題，“引導”和“刺激”不應使投資嚴重偏離市場選擇。
對于完善投融資體制來說，我們認為，要緊緊圍繞現有體制存在的問題，重點從如下四條路徑來推進改革。
第一，環境保障：明確公共投資與非公共投資職責，建設市場化的投資管理與約束機制。
作為投融資體制改革的出發點，首先需要重新審視政府的投資職能定位。隨著將來城鎮化和工業化道路由規模擴張變得更加重視質量，預計以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空間也在變窄，同時政府投資的效率也在降低。
未來應該一方面逐漸減少政府的直接和間接投融資行為，另一方面推動相關領域進一步向民間資本放開，以市場力量來解決政府投融資難題，從而自源頭上減少政府投資責任帶來的負債沖動。在此基礎上，根據公共投資、準公共投資、非公共投資項目的不同特點，構建不同的投資管理、市場監管、風險防范與責任分擔機制。
第二，模式保障：根據不同的投資目標，圍繞不同的投資主體，選擇不同的投資模式。
根據不同性質的投資項目，相應的投資主體亦可分為地方政府、國有企業（國有控股企業）和民營企業。其中，地方政府直接主導的投資，應該是純公益性、低回報或無回報的建設項目；國有企業的投資，應該是兼具公益性和商業性的、有穩定回報的建設項目；民營企業的投資，應圍繞具有相對較高回報率的建設投資項目。
對此，不同投資主體所選擇的投資模式，應該各不相同、有所區別。當然，在此過程中，根據不同項目特點，也需要創新民營企業與國有企業的聯合投資模式（如BOT等項目投資）。通過這樣的模式區分和創新，既避免政府過度介入競爭性投資領域，也弱化了政府間接運用商業性資金來支持公共項目建設的潛在風險。
第三，要素保障：發展和創新不同的融資主體及融資產品，滿足多元化的中長期投融資需求。
在確定了不同投資主體和差異化的投資模式之后，還需要構建多層次的中長期融資保障體系，從而為投資建設提供可持續的、穩定的資金供給。一方面，考慮到投資在較長時期內仍是中國經濟的主要拉動力，而缺乏中長期金融機構將制約有效投資增長，因此應該著力打造適應新型城鎮化需要的金融機構體系，包括基金類機構和政策性、開發性金融機構等，以及如何規范引導商業性金融的中長期政策性投融資業務。另一方面，根據不同的投資模式特征，努力創新和開發金融產品體系，包括各類債權融資和股權融資產品，以及探索通過證券化等創新而促進中長期信貸的流動性。
第四，項目保障：發展真正有利于增長和居民服務的公共投資項目，保障非公共投資的質量和回報，避免投資的低效膨脹。
投資建設項目的選擇，決定了投融資體系能否形成良性循環的模式，也影響到未來的經濟發展能否保持高質量，及能否充分吸收不斷擴張的債務杠桿率。
一方面，政府和國有企業主導的投資建設，應該真正符合地方或區域間的公共利益，有利于經濟良性發展和居民生活改善，在項目的選擇和事后評價中，應該充分引入立法部門、非公共部門的第三方約束機制。
另一方面，對于市場化主導的投資項目，為了使其能夠真正服務于新型城鎮化、工業化、信息化和農業現代化，需要政府真正放松管制、減少干預，切實推進國有資本的逐步退出，并且給予民營主體給予更多的財稅支持，使得投資能夠有效促進技術進步、生產效率提高，從而形成良性的發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