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主導我國宏觀政策的凱恩斯式需求管理，或許正逐漸轉向供給管理。這包括中性的貨幣政策、削減政府開支配合大規模減稅、放松政府管制等。
　　2010年以來，我國GDP增速不斷放緩、通脹和房價壓力卻依然沒有減輕，這顯然是供應層面的問題。首先，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奉行凱恩斯主義政策，實行寬松的貨幣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政策進行需求管理，導致債務累積和貨幣超發。據世界銀行口徑，估算的2012年我國銀行部門對國內提供的信用占GDP達到153%，創下歷史新高，遠高于印度、菲律賓等發展中國家，繼續通過投資進行加杠桿的空間已經不大，而貨幣超發也使得通脹擔憂揮之不去。
　　其次，長時間以來，消費特別是居民消費增長落后于GDP增速，經濟轉向消費驅動困難重重。雖然2009年以來出臺“家電下鄉”、“以舊換新”等政策刺激居民消費，但消費率依然低位徘徊不前，這表明簡單的需求管理難以推動經濟從投資驅動轉向消費驅動。
　　最后，較高的稅負和較多的政府管制，導致企業缺乏活力。同時，由于我國以增值稅、營業稅等間接稅為主體稅制，導致經濟下行周期，企業的稅負不能有效減輕。
　　因此，從本質上講，目前經濟復蘇力度低于預期是有效供給不足引起的。在此背景下，簡單的凱恩斯式需求刺激對增長的邊際拉動效應遞減，而推升通脹風險的效應更加凸顯。
　　美國、英國在上世紀70年代陷入“滯脹”階段，通貨膨脹、失業嚴重和增長停滯并存。雖然我國經濟當前所面臨的困難還遠未及當年陷入“滯脹”的美英兩國，但成因卻有相似之處，措施有可借鑒之處，即在中性的貨幣政策下從供給層面發力。
　　第一，維持貨幣中性，對抗通脹和房價壓力。面對通脹，美國和英國不約而同地選擇控制貨幣增速，并均取得成功，美國CPI增速從1980年的13.5%逐步回落至1986年的1.9%。
　　第二，削減政府開支配合大規模減稅。具體而言，通過削減個人所得稅稅率鼓勵工人努力工作，促進可持續的消費增長，通過減稅和加速折舊鼓勵企業投資。美國分別在1981年、1986年降低個人所得稅稅率，增加了家庭可支配收入和促進個人消費增長，個人消費支出占GDP比重由1981年的62%顯著上升至1987年的65.4%。
　　第三，放松政府干預和管制，在公用事業部門引入多元投資者，給予企業與市場更多的自由空間。
　　事實上，我國經濟政策有轉向供給管理的跡象，包括實行結構性減稅，但力度仍遠遠不夠。筆者認為，我國經濟發展的前景仍然廣闊，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的發展空間很大，通過改革釋放被約束的供給要素，有效益、有質量、可持續的增長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