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主導我國宏觀政策的凱恩斯式需求管理,或許正逐漸轉向供給管理。這包括中性的貨幣政策、削減政府開支配合大規模減稅、放松政府管制等。 2010年以來,我國GDP增速不斷放緩、通脹和房價壓力卻依然沒有減輕,這顯然是供應層面的問題。首先,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奉行凱恩斯主義政策,實行寬松的貨幣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政策進行需求管理,導致債務累積和貨幣超發。據世界銀行口徑,估算的2012年我國銀行部門對國內提供的信用占GDP達到153%,創下歷史新高,遠高于印度、菲律賓等發展中國家,繼續通過投資進行加杠桿的空間已經不大,而貨幣超發也使得通脹擔憂揮之不去。 其次,長時間以來,消費特別是居民消費增長落后于GDP增速,經濟轉向消費驅動困難重重。雖然2009年以來出臺“家電下鄉”、“以舊換新”等政策刺激居民消費,但消費率依然低位徘徊不前,這表明簡單的需求管理難以推動經濟從投資驅動轉向消費驅動。 最后,較高的稅負和較多的政府管制,導致企業缺乏活力。同時,由于我國以增值稅、營業稅等間接稅為主體稅制,導致經濟下行周期,企業的稅負不能有效減輕。 因此,從本質上講,目前經濟復蘇力度低于預期是有效供給不足引起的。在此背景下,簡單的凱恩斯式需求刺激對增長的邊際拉動效應遞減,而推升通脹風險的效應更加凸顯。 美國、英國在上世紀70年代陷入“滯脹”階段,通貨膨脹、失業嚴重和增長停滯并存。雖然我國經濟當前所面臨的困難還遠未及當年陷入“滯脹”的美英兩國,但成因卻有相似之處,措施有可借鑒之處,即在中性的貨幣政策下從供給層面發力。 第一,維持貨幣中性,對抗通脹和房價壓力。面對通脹,美國和英國不約而同地選擇控制貨幣增速,并均取得成功,美國CPI增速從1980年的13.5%逐步回落至1986年的1.9%。 第二,削減政府開支配合大規模減稅。具體而言,通過削減個人所得稅稅率鼓勵工人努力工作,促進可持續的消費增長,通過減稅和加速折舊鼓勵企業投資。美國分別在1981年、1986年降低個人所得稅稅率,增加了家庭可支配收入和促進個人消費增長,個人消費支出占GDP比重由1981年的62%顯著上升至1987年的65.4%。 第三,放松政府干預和管制,在公用事業部門引入多元投資者,給予企業與市場更多的自由空間。 事實上,我國經濟政策有轉向供給管理的跡象,包括實行結構性減稅,但力度仍遠遠不夠。筆者認為,我國經濟發展的前景仍然廣闊,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的發展空間很大,通過改革釋放被約束的供給要素,有效益、有質量、可持續的增長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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