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儲蓄率與高貨幣化并存是我國現行貨幣體系的主要特征。國民儲蓄率從20世紀70年代以來連年提高，與高儲蓄率對應的貨幣化程度也不斷提升。投資渠道匱乏是國內儲蓄率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投融資渠道匱乏導致“強制儲蓄”和金融抑制，資金價格不能市場化體現資金供求，大量體制內資金以低價格在低效率投資領域泛濫，貨幣資金投資配置效率低下，這也是導致貨幣化程度比發達市場國家高的重要原因。
市場化改革和中國經濟持續高增長形成的多元化利益主體并帶來巨額的貨幣財富積累，一方面，國民財富增長帶動以貨幣形態存在的居民流動性資產規模越來越大；另一方面隨著經濟貨幣化程度的提高，實體經濟進一步吸收新增貨幣或轉化為貨幣形態的容量將趨勢性放緩。留存于國民經濟各部門的儲蓄需要通過多元投資渠道進行“活化”，提高存量貨幣的配置效率，從而催生巨大的資產管理需求。
金融改革的方向在于降低金融抑制，通過利率市場化引導隱性流動性顯性化，激勵以貨幣形態留存在金融監管體系外的存量資金，逐步成為體制內資金的重要補充和替代，促進過度沉淀在銀行體系內的儲蓄存款“活化”，引導流動性向高效率領域優化配置。
金融制度創新帶動金融業務創新及金融產品創新。2012年以來，從以溫州、前海及泉州的地方金融綜合改革到利率、匯率加速市場化步伐，金融改革帶動的金融創新顯著增強。
銀信合作、銀保合作、銀證合作乃至信證合作等金融業務模式和產品模式極大豐富了居民投資渠道，創新金融產品以高收益率吸引投資者熱情。2012年以來，共計109家銀行發行理財產品達40409只，理財產品募集資金規模超過25萬億。2011年下半年以來，信托貸款在社會融資總量中的占比不斷提高。至2012年12月，信托貸款占社會融資總量比重達到16.25%，同比增長72.83%。貸款信托在經歷行業整頓之后再次成為實體經濟重要的融資來源。
金融產品創新豐富了傳統貨幣層次的內涵和外延，也對傳統意義上的廣義流動性帶來沖擊。存款意義上衡量的M1及M2相對日益豐富的金融創新產品，對流動性的衡量越來越顯得力不從心。一個典型的數據就是，金融機構存款余額同比增速由2009年6月份的29.02%連續回落至2012年6月份的12.3%，貸款余額同比增速由同期34.44%降至16.9%，并延續回落態勢。
2012年社會融資總量為15.76萬億元，遠超過同期8.2萬億人民幣貸款。而其中未納入社會融資總量的金融創新工具同樣發揮著豐富流動性的功能，對影子銀行的擔憂由此而生，更有報告測算中國現存影子銀行規模達到24.4萬億。在存貸比考核壓力下，商業銀行與信托、券商資管等的票據業務及資金池業務等金融創新合作日益成為商業銀行信貸資產轉表的手段。這就意味著，銀行與非銀行金融機構的金融業務創新和金融產品創新已經為當前貨幣政策操作和金融監管提出新課題。
銀監會8號文將未在銀行間市場及證券交易所市場交易的債權性資產歸為非標準化債權資產，并提出總量約束標準，同時要求厘清銀行資產池，對每款理財產品與所投資標的資產對應，做到每個產品單獨管理、建賬和核算。
從表面看，銀監會8號文以規范銀行理財為監管重點。但近年來的銀信、銀證合作創新業務事實上在快速發展中暗藏的金融風險在積聚。雖然國內創新金融產品并沒有達到美國次貸危機前，如CDO、CDS等金融衍生品的杠桿化程度，但所有金融產品的共性是一致的，即金融產品的收益都是建立在基礎資產的未來現金流的基礎上。
信貸資產通過商業銀行與信托及券商資管的合作實現表內轉表外，以突破銀監會以存定貸和信貸額度的約束。商業銀行通過二者通道業務或投資顧問業務轉表的操作中，事實上實現信貸風險的轉表。這就意味著，銀行與非銀行金融機構間的創新合作存在事實上的風險傳導。同時，由于信托及券商資管產品融資期限約束，短期負債融資難以完全匹配銀行長期轉表資產，銀行所謂資產池操作必然暗含潛在期限錯配風險。
事實上，銀監會從警示平臺公司貸款到當前約束銀行理財的規范化，始終圍繞銀行風險展開。盡管直接融資在近年取得長足發展，但商業銀行間接融資仍是最主要融資模式。在實體經濟弱復蘇背景下，穩增長舉措拉動宏觀經濟總量提升，但微觀行業及企業仍面臨內外需求不足的壓力，部分行業過剩產能仍有待消化，微觀企業盈利能力仍面臨考驗。微觀基礎薄弱，勢必通過資產負債表效應逆向傳導至銀行資產負債表，對龐大的商業銀行體系規避和化解信貸風險能力提出更嚴厲要求。
綜觀發達國家金融產品創新歷程，金融監管政策的實施和金融機構合理突破金融監管的博弈過程，始終是現代金融產品創新的動力。任何一款合理突破現行金融監管的創新產品都將對金融監管政策提出新的要求，而金融監管的方向不在于簡單通過行政手段約束金融創新，而是應該立足激勵金融創新，促使金融創新產品在制度和政策允許的合理范圍內，為私人和機構投資者提供合理、穩健的資產管理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