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鄰為壑”盛行，促進“共同發展”的難度越來越大的今天，尋求共同發展對身處國際經濟秩序變遷中的亞洲來說尤為重要。在此大背景下，步入第十三個年頭的博鰲亞洲論壇，隨著中國和亞洲在世界經濟格局中的分量不斷增加，影響力已非同小可。至于德國財經網上周六直言不諱地提出博鰲亞洲論壇已成了達沃斯論壇的對手，倒是大可不必擔心，因為博鰲論壇有著自身的使命。
12年前，當博鰲亞洲論壇成立時，無論是美歐國家領導人、企業領袖還是主流媒體，都沒有太把這個來自中國的亞洲聲音制造場所當回事。其時，中國，剛剛加入WTO，對融入世界經濟的前景既滿懷期待又忐忑不安。不妨比較一下當時的中美經濟數據，2001年，中國GDP為1,1590億美元，美國GDP則首次超過10萬億美元；而得益于入世紅利分享、國際產業轉移、中國自身的技術進步與制度改進，12年后，中國的經濟總量已躍居世界第二，達到8.23萬億美元，美國當年的GDP為15.38萬億美元，中國經濟總量已相當于美國的54%。至于對外貿易，經過11年的高速發展，中國的外貿規模與美國僅有100億美元左右的差距。鑒于美中經濟的此消彼長日趨太過明朗，以至于歐美不少經濟預測人士開始將2016年作為中美經濟地位發生逆轉的時間拐點。可以說，今日中國，已是不折不扣的超級新興經濟體，相應的，發自中國海南的博鰲亞洲論壇的聲音，即便刻意低調，也會產生難以估量的國際影響。
而就亞洲的整體經濟力量來說，在2012年全球70萬億美元的GDP中，亞洲創造的份額就超過30%。去年的全球前十大經濟體，中國、日本、印度分別以8.23萬億美元、5.3萬億美元、1.8萬億美元位列第二、第三、第十。預計未來十年，印度在全球經濟格局中的地位將超越法國、英國甚至德國，晉身世界前五的行列。目前排名世界十五的韓國，也有可能進入世界前十位經濟大國之列。加上一體化進程不斷加快的東南亞、石油經濟力量極為雄厚的西亞以及發展潛力不容忽視的中亞，整個亞洲在全球經濟、貿易與金融體系中的地位將顯著提升，在不遠的將來占據全球經濟的半壁江山，并不出人意料。
很清楚，把亞洲作為一個行為整體來看，無論在哪一個層面，都應是當今全球經濟治理中的重要參與者，乃至新秩序構建的積極主導者。
問題是，當下的國際經濟現實卻與此發展態勢相背離。
誠然，十年前，優越感十足的G7成員國領袖們可以漠視乃至罔顧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的改革呼聲，可以憑借他們對國際金融話語權的把持忽悠亞洲發展中國家；但如今即便是美國都在擔心自身的頭號經濟大國地位在未來是否依然穩固，因此也格外擔心能否繼續維持經濟與金融主導國地位，更遑論那些相對實力下降更快但仍是重要既得利益者的二流資本主義強國了。
不過，一向信奉實力至上的美國著實老辣，在不改變對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重要國際經濟組織絕對控制權的情況下，近年間一直在通過削弱歐洲伙伴國的投票權來滿足中國等亞洲新興經濟體擴大話語權的愿望，甚至還在幾年前通過時任世界銀行行長特佐利克放出風聲，認為世行的改革必須適應正在變化的國際經濟秩序，為此頗富煽情地呼吁將發展中國家在世行的投票權比例進一步增至50%，世行投票權的安排應該反映21世紀國際經濟秩序的新現狀，體現發展中國家不斷增強的作用，增加其話語權。其實，這正是作為全球頂尖戰略高手美國的高明之處：山姆大叔早就看出，世界銀行在當今全球經濟治理中的角色有逐漸邊緣化之勢，即便將來某一天由中國人接掌世界銀行行長之職，大概也不會對美國的國家利益產生多大影響；而在關系到美元本位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治理改革方面，美國在可預見的未來是不可能有實質性讓步的，非得嚴守15%的投票權底線不可。換句話說，盡管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已默認世界經濟力量正在向亞洲尤其是中國轉移的事實，并樂意看到中國成為國際經濟體制中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但他們只是想把中國等亞洲新興經濟體納入由其主導的國際組織和國際論壇中，而絕不會容忍挑戰既有的國際經濟準則，絕不會輕易接受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新興經濟體扮演世界范圍內的積極主導力量。
面對這樣的現實，在全球經濟秩序處于斷裂與重構摩擦性對接的微妙時間窗口，
作為世界經濟增長重要引擎的亞洲，若要獲得與自身經濟實力相匹配的話語權，既有賴于絕對經濟實力的增強與經濟一體化機制的搭建，也取決于亞洲主要經濟體之間能否消除非合作性博弈，更離不開基于區域發展范式與大國共性的亞洲新角色的重塑與國際擔當的確立。
遺憾的是，在當今世界的三大經濟圈中，亞洲是唯一沒有真正搭建經濟一體化機制的地區。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均衡、極為復雜的國家關系尤其是外部勢力的嚴重干擾，使得亞洲要構建類似北美自由貿易區那樣的經濟一體化融合機制異常艱難；過去160年間一直在堅持脫亞入歐的日本，面對經濟規模被中國超越的事實，如今試圖借力新的亞太貿易協定（TPP）來鉗制中國，恰恰反映一衣帶水的日本不愿看到中國崛起的島國心態。而日本有意展開與中國的非合作性博弈，正是亞洲經濟走向一體化的最大障礙，也是提升亞洲經濟話語權的重要掣肘。當然，這些年來經濟屢受外部金融力量工具擊打的亞洲，能否在推進一體化的進程中萃取出具有普適意義的經濟模式，進而在找尋大國共性的基礎上，打造亞洲在國際經濟秩序構建中的新角色，承擔與本地區經濟實力相稱的國際義務，也是塑造亞洲新坐標的重要一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