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業創新空間巨大，擴容潛力巨大。制造業大發展最適合我國國情。而金融不一樣，一來金融是全球統一市場，變化快而動蕩，需要冒險精神和高超的技法；二來有美國這個金融巨無霸。我國目前還沒有力量做大金融，與美國抗衡，分享國際金融市場紅利。我們對此需要有清醒的認識，要集中資源和精力做大做強我國的制造業。同時，我國金融開放和市場化也應該控制節奏，順勢而為，不能操之過急。
制造業創新空間無上限，擴容潛力巨大，吸納就業多，最適合我國國情。而金融是全球統一市場，變化快而動蕩，需要冒險精神和高超的技法。我國還沒有力量做大金融，與美國抗衡，應學習德國模式，集中資源和精力做大做強制造業。
我們大致可以得到幾個粗線條的結論：一是大國崛起，制造業發展是根本；二是虛擬經濟發展要適度；三是要根據自身條件創立自己特色的發展模式。
世界上所謂的大國崛起，有幾個典型的例子，如英、美、日、德等國，各有各的特點。
英國曾經創造了
“日不落”帝國的奇跡，其崛起靠兩個輪子驅動：一個是技術革命和工業化；另一個是市場經濟體制。但英國沒能續寫輝煌，原因是它后來大搞虛擬經濟，而將“傻、大、笨、粗”的制造業轉移到德國等國，最終衰敗了。
美國崛起也是因為制造業興起和工業化，在英國衰落的同時，加上在兩次世界大戰當口，美國抓住機遇、快速發展而成為了世界霸主。與英國相同的是，美國后來也大搞特搞虛擬經濟；但與英國不同的是，美國沒有走向衰敗。原因是，它一方面擁有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另一方面擁有高科技的軍事實力，而支撐起這兩大優勢的是互聯網。因為一方面成為國際貨幣首先必須很容易結算，這需要強大的電子網絡做支撐；而另一方面美國的TMD、NND等高科技軍事，背后也是基于高度信息化的。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是日本。戰后日本經濟成功轉型，一度創造“東亞奇跡”，也是依靠制造業。曾幾何時，日本制造的電子、電器、汽車等產品，橫行全球而無敵。但日本后來也因搞起了虛擬經濟，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經濟出現了嚴重的泡沫，最終被美國擊潰，失落了二十余年。
倒是德國，由于其中小制造業強大，經濟根系牢固，特別是在2009年以來的世界金融危機和歐債危機沖擊下，能夠屹立而不倒，給人印象深刻。德國企業不搞資本運作，而只是老老實實地做好自己的產品。即使是做很普通的刀子，德國人也要全世界最好。德國人與日本人很像，都有“一根筋”性格，干活拼命。
從以上的分析，我們大致可以得到幾個粗線條的結論：
一是大國崛起，制造業發展是根本。
英、美、日、德等各國崛起，盡管路徑不同，時間有先有后，模式各具特色，但歸根結底還是因為發展起了強大的制造業。實際上，人類歷史有兩次大的轉折：一次是有了種養業，有了農業，人類才擺脫了原始的“野獸式”朝不保夕的謀生狀態，過渡到穩定的生存狀態；另一次是在技術革命和工業革命推動下，有了制造業，經濟才開始快速增長起來，人類社會才進入到多元化享受式生活狀態。金融化、信息化等服務業態，都是工業化進一步發展的結果。制造業蓬勃發展，近幾百年來，人類社會創造的財富比之前數千年總和要多得多。
二是虛擬經濟發展要適度。經濟系統也可分為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兩部分。制造業是實體經濟的主體，金融是虛擬經濟。虛擬經濟是從實體經濟中衍生出來的，而“虛”最終總要服務于“實”的，虛擬經濟要適度而不能過度。在人類社會財富因制造業發展而迅速積累時，人性貪婪也在同步增長，總覺得錢來得太慢，總想著法搞所謂的“金融創新”。從“實”到“虛”，幾乎是貪婪人性發展的一個自然邏輯。英、美、日、德等國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后大搞特搞虛擬經濟就是明證。畢竟，“實”是要干活的，是“傻大笨粗”，是“血汗工廠”；而“虛”只要把心眼斗好即可。人性弱點在此暴露無遺。阿克洛夫和希勒把虛擬經濟存在合理性歸結為動物精神耐人尋味。過度的虛擬經濟因為動物的非理性，不是活力而是災難！由于人性貪婪和非理性，虛擬經濟脫離了實體經濟而出現高杠桿、大泡沫，結果有了世界金融危機。1929年人類經歷過一次世界金融危機，2009年又經歷過一次。好在當今人類變聰明了，會克制了，沒有選擇以戰爭方式強行結束危機，而是全球政府通力合作抱團取暖，以時間換空間方式渡過危機期。當前世界經濟還未完全走出金融危機的陰霾，將來保不齊金融危機還會出現，人類社會迄今為止也仍然沒有找到遏止金融危機的有效機制與辦法。在此情況下，堅持虛擬經濟的適度發展似乎要更靠譜一些。
三是要根據自身條件創立自己特色的發展模式。英國過早搞起了虛擬經濟，從而喪失了世界頭牌帝國地位。而日本是不自量力，雖然經濟上半場成功轉型，下半場仍然陷入長期通貨緊縮而至今仍不能自拔。只有美國因信息化領先能夠搞虛擬經濟，成功把“虛”玩到了“實”的極致，英、日都被玩進去了。而德國戰車是真正的制造業強國，以中小企業制造業發達而稱雄世界。
第一，我國不能繼續走上半場粗放型的大流動性發展模式，適當控制貨幣投放，而且大的貨幣總量投放要用大的結構調整來對沖；第二，要大力發展制造業，特別是要大力發展能夠促進我國結構轉型的高科技、高知識含量的制造業。
我國正處在復興的路上。以上這些國家的成功經驗和失敗教訓，為我們提供了極有價值的參考。
自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我國經濟已連續34年高速增長，這個傲人的成績為人類歷史所僅有。目前我國已是制造業全球第一、GDP僅次于美國的經濟大國。但這都是上半場發生的故事。種種跡象表明，我國經濟已進入下半場。我國還是一個“剛吃飽飯沒幾年”的發展中國家，充其量只能說是個經濟大國而不是經濟強國。我國未來將面臨增長潛力因素減弱、經濟結構升級轉型陣痛和中等收入陷阱等諸多嚴峻考驗。打好下半場，我國應該學德國，不能學美國，更不要學日本，應舍“金融立國”而走“制造立國”的發展路子。
第一，我國不能繼續走上半場粗放型的大流動性發展模式，適當控制貨幣投放，而且大的貨幣總量投放要用大的結構調整來對沖。
為了支撐經濟高速增長、市場化取向改革，以及與國際市場接軌，我國采取了日本、亞洲四小龍等成功的大流動性增長模式。2012年我國廣義貨幣M2余額已高達97．42萬億元
，是1978年1159．1億元的840倍，盡管2012年GDP51．93萬億元是1978年3624．1億元的143倍，貨幣擴張速度仍然是經濟增長的5—6倍。簡單地說，1978年1塊錢貨幣支撐3塊多的經濟增長，而到了2012年，接近2塊錢貨幣才換來1塊錢經濟增長。大流動性使我國迅速積累了一定規模的金融資產，形成了一定規模的虛擬經濟。
誠然，我國貨幣投放除滿足經濟增長的資本形成需要外，還同時需要滿足產品、要素、資產等市場化改革和價格放開后的與國際市場看齊的大量需求欠賬，上半場保持一定高比例的貨幣投放是必要的。1978—2012年間，在如此巨量貨幣投放和經濟高速增長的情況下，我國物價水平控制得很好，沒有引發嚴重的通貨膨脹。CPI最高的1994年也只有21．7％，而2012年全年CPI漲2．6％，為三年來最低。這不能不說是我國貨幣政策達到爐火純青境地，具有高超的調控藝術水平。
但我們認為，我國經濟系統的生態環境已發生了拐點性變化。畢竟我國經濟系統里已經有了太多流動性，畢竟我國產品、要素、資產等絕大多數都已市場化了。拜流動性太多所賜，我國房地產價格已然很高，許多產品價格與國際市場相比已不便宜，勞動力等要素價格也在迅速上漲。我國已從一個資本不足的國家逐漸發展成為一個資本相對充裕的國家。我國收入差距也已到了人們不能承受的臨界點。我們如果還沿襲原來的習慣性思維，還繼續以高出經濟增長率很多的幅度往經濟系統投入大量流動性，恐怕會帶來嚴重的經濟泡沫，從而重蹈日本覆轍。對此，我們不能不警醒。
另外，金融資源配置與財政收支相同，也具有調節社會財富分配的功能。但與財政不同的是，金融本就是個
“嫌貧愛富”、“殺貧濟富”的營生，全世界莫不如此。我國由于貨幣投放機制扭曲，大流動性投放首先受益的是銀行等金融系統，其次是房地產，再次是國有企業和行政事業等體制內部門，而民營經濟、打工族、農民工、還有農村等，不會憑空得到大流動性的好處，反而因營商環境惡化、收入水平偏低、房價物價上漲、社會保障不足而相對貧困起來。貨幣投放是個總量政策，它有點像下雨，雨下少了多了都不行，容易發生旱澇災害。下雨后江河湖泊都漲水，但大江大湖得到的水要比小塘小溪要多得多。這樣，我們需要引流工程，把大江大湖的水抽上來，給干涸的地上灌溉。
因此，在下半場，我們在控制貨幣總量投放的同時，還需要調整投放結構，從而進行對沖。好在我國決策層已經認識到這個問題，已經在著手解決。首先，金融要為實體經濟服務，貨幣投放增速要與經濟增長速度大體相當，不能過高。其次，調整信貸投放結構，提高銀行對中小企業和民營經濟的貸款比重，金融資源配置要更多向中小企業和民營經濟傾斜。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國銀行都應該是中小企業銀行，地方政府都應該是中小企業的政府。再次，為支持我國“限高、擴中、提低”的收入分配改革，提高存款利率，減少存貸差，壓縮銀行壟斷利潤空間。最后，規范股票等有價證券市場，讓它真正成為企業融資和百姓增加財產性收入的平臺。
第二，要大力發展制造業，特別是要大力發展能夠促進我國結構轉型的高科技、高知識含量的制造業。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制造業隨著經濟高速增長而同步高速增長。以制造業為主的第二產業在GDP中所占比重從1978年的47．9％到2011年的46．6％，變化不大，甚至還降了1個多百分點，說明我國制造業基本是與GDP同步發展的。而以金融等服務業構成的第三產業在GDP中的比重從1978年23．9％到2011年的43．4％，上升很大，提高了近10個百分點，說明隨著第一產業萎縮，我國服務業發展速度要遠高于GDP增長速度。而金融業占第三產業比重由1978年的7．8％上升到2011年12．2％，增長速度較之全部第三產業要更快一些。
我國目前是制造業大國而不是強國。中國現在是個大的灰姑娘，要變成美麗的天鵝，就要完成“灰姑娘”式的蛻變。我國剛剛從農業大國轉型，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不斷加快，參與國際制造業分工，多搞的是低端的、勞動密集型行業。但我國人多，人勤勞且聰明，已經有條件做高端制造業。
上半場我國制造業依靠低成本、高消耗、高污染推動經濟增長模式已走到了盡頭，人力成本上漲、產能過剩、技術含量缺乏競爭力、品牌缺乏影響力已成為制約我國制造業發展的難題。我國要吸收德國經驗，積極加強科技創新、標準化和質量認證、人才培養“三位一體”體系建設，從以量取勝改變為以質取勝。在科技創新方面，我國要加大科研投入，加速科技成果向生產力的轉化，鼓勵自主品牌發展。在標準化和質量認證方面，我國要以加強標準化工作為突破口，為我國工業產品提供具有競爭力的標準支撐，拉動內需，穩定出口，努力推進質量認證工作，促進形成與經濟大國地位相稱的質量責任意識，提高
“中國制造”的國際質量形象。在人才培養方面，我國要加大對專業人才的職業技能培訓，通過政策引導提升
“產學研”三個環節的合力，建立面向市場、面向企業、面向生產的職業教育體系。
總之，制造業創新空間巨大，擴容潛力巨大。制造業大發展最適合我國國情。而金融不一樣，一來金融是全球統一市場，變化快而動蕩，需要冒險精神和高超的技法；二來有美國這個金融巨無霸。我國經濟雖然體量大，空間不是英、日、德所匹及的，但畢竟資源和精力有限，發展路徑有取舍、有先后。我國目前還沒有力量做大金融，與美國抗衡，分享國際金融市場紅利。2009年金融危機以后，美國人感覺駕馭不了國際金融市場，也在搞制造業回歸，更何況我們。我們對此需要有清醒的認識，要集中資源和精力做大做強我國的制造業。同時，我國金融開放和市場化也應該控制節奏，順勢而為，不能操之過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