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國立大學鄧永恒教授,搜集了中國283個中小城市的市長和市委書記10年的政績和升遷結果,分析結果顯示,中國的綠色官員升遷難。根據這項統計,如果市委書記和市長任期內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速比上一任提高0.3%的話,升職概率將高于8%,如果任期內長期把錢花在民生和環保,那么他升官的幾率是負值。媒體的這則報道,值得為官者和決策層反思。 事實上,干部升遷與GDP直接掛鉤,已經成為一個常識。不僅各地官員心知肚明,社會大眾也無不熟知。鄧永恒教授對283個中小城市的市長和市委書記10年來政績和升遷結果的統計對比,更加充分地驗證了這一點。在我們現有的干部考核獎懲體制里,官員干得好不好,全看GDP增長得快不快,數字好看當然好,不好看也要通過注水的辦法讓它盡量好看;至于民生啊環保啊這些,那都是次要的,最多只是在場面上用來做給公眾看。 于是,地方官員的GDP崇拜越來越嚴重,為此不惜罔顧一切,無論是民生艱辛還是環境破壞,皆不放在眼里。與此同時,公眾對GDP卻越來越冷漠,因為GDP快速增長帶來的成果分配,國家所得始終遠超民眾所得;隨著GDP增長,收入分配差距也在不斷擴大——財政收入增幅連年超過GDP增幅,居民收入增幅卻遠遠落在GDP增幅之后,其中,勞動報酬占GDP比重更是二十多年連續下降。 誠然,GDP是一把非常重要的尺子,代表著一地的經濟實力和財富規模,是公眾福利增加的基礎。但是,任何數字都有它的局限,GDP的相關統計數據亦然:它只反映經濟增長規模和速度,但并不反映經濟運行的質量,不計算經濟增長背后的各種成本。套用美國前參議員羅伯特·肯尼迪的話說,GDP既不表現我們的身體健康,也沒有反映社會的教育質量;既不代表文采的優美,也不體現家庭的和諧;既不證明辯論的智慧,也不顯示政府的廉潔。它既沒有衡量我們的勇氣,也沒有反映我們對國家的貢獻。 揆諸現實,GDP崇拜帶來的最大問題,除了對周圍環境的直接破壞,還有對基礎秩序的間接破壞。比如為了招商引資,讓完環境讓土地、讓完土地讓稅收、讓完稅收讓法律……為什么我們喊了那么多年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卻難以感受到實際的改變?一個很大的原因就在于,對GDP增速的過度追求,讓地方政府沒有動力去真正著手轉變;GDP政績的壓力,像一股推動車輪快速向前的力量,車輪既停不下來也不敢停下來,于是經濟轉型升級就缺少了有效的空間。 “任期內的GDP增速比上一任提高0.3%,升職概率將高于8%”,這是一個值得重視的數據。因為它對官員的引導作用,將直接反映為公眾幸福感的減少。我們常常說,民生幸福重于GDP數字,“富民”永遠比“富GDP”重要。可是,官員也是人,也是有私利的;如果GDP官員總能不斷獲得提拔機會,而民生官員、綠色官員卻得不到重用,官員的GDP崇拜就不可能調整為民生崇拜。要真正地調結構、促改革、惠民生,要實現更有質量的經濟增長,就應該首先在干部考核機制上做根本性調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