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大型銀行監管要點出臺之后，監管部門最近又出臺了2013年中小銀行監管要點，力求推動我國的中小銀行發展再上新的臺階。
　　在我國金融界，中小銀行是專指12家全國性股份制商業銀行和144家城市商業銀行。據有關部門測算，2003年，我國大型銀行市場份額為58%，而中小銀行只有16.5%；而到2012年末，大型商業銀行市場份額則已降到了44.1%，中小銀行上升到了27.3%。可以說，我國的兩大類銀行已完成了從實力懸殊到伯仲之間的過渡，這對于活躍我國金融市場、促進市場公平競爭，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
　　中小銀行的比較優勢是經營靈活，所謂“船小好掉頭”。但如果風險管控不能及時跟上“業務上的靈活多變”，中小銀行發展就會“欲速則不達”。最近幾年，中小銀行在資產規模增長和資產質量改進上取得“雙豐收”，除了前面述及的市場規模快速擴張外，2012年末，股份制商業銀行不良貸款比例僅有0.72%，城市商業銀行也只有0.81%，明顯低于大型商業銀行0.99%的不良貸款比率水平。即便如此，監管部門仍本著“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的思想，要求中小銀行一手抓資產質量的真實性，一手抓風險的進一步處置。眾所周知，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中國銀行業與國際同業先進水平差距大大縮小。但如果銀行業金融機構因“好大喜功”而統計造假，或者因“自身功夫不過硬”造成統計偏誤，就可能干擾監管部門以及社會各方對于銀行業的正確判斷。為了盡可能避免這種情形，監管部門已提出，針對資產質量不實的中小銀行，可能限制分紅或者調低其監管評級；對風險應采取一種前瞻性態度，主動暴露風險，明確處置方案，及早化解風險，特別是對于歷史包袱沉重、風險處置不徹底的銀行，盡快啟動二次處置。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銀行統計數據摻水與風險的進一步處置相比，前者更是個從根子上將導致整個銀行業潰爛的問題。因此，筆者建議監管部門對銀行統計數據摻水采取更為嚴厲的處罰手段，在開展資產真實性專項現場檢查基礎上，比照前幾年銀行業案件專項治理做法，對統計上敢于弄虛作假者采取一票否決的態度，一經發現，即取消高管人的員任職資格。
　　大家也比較關心城商行的跨區域發展問題。曾幾何時，商業銀行的跨區域發展勢頭在全國各地如火如荼。例如，僅在北京設立分支機構的外地城商行就有上海銀行、天津銀行、江蘇銀行、南京銀行、寧波銀行、大連銀行、杭州銀行、包商銀行、盛京銀行、錦州銀行等。盡管城商行跨區域發展已被叫停，但對此的各種爭論從來就沒有停止過。為了進一步優化我國銀行業布局，此次監管部門除了允許城商行在轄區內和周邊經濟緊密區申設分支機構之外，還要求單一城市每年新設中小商業銀行分行的數量原則上不超過兩家。換句話說，假定今年已有浦發銀行和寧波銀行兩家銀行在紹興市設立分行，那么招商銀行在紹興設立分行的請求原則上就難以通過。
　　筆者認為，叫停跨區域發展，對于促進城商行業務重心下移、發展模式趨于深耕細作固然有很大好處，但客觀上也會帶來一定的負面影響。一方面，由于不能跨出家門發展，就會妨礙銀行業金融機構相互之間的公平競爭，大型銀行與中小銀行市場份額此消彼長的發展態勢就會停滯。另一方面，金融對經濟發展具有助推作用，過去發達地區本來銀行就多，由于只能服務當地，就會使發達地區更加發達，落后地區更加落后。因此，建議應對城商行跨區域發展政策與時俱進及時調整，即根據國家區域發展戰略或產業發展需要，允許城商行到不發達省份的不發達地市設立分支機構。
　　與城商行跨區域發展相關的一個問題，是專營機構的設立。本來，小企業信貸中心、信用卡中心、票據中心、資金運營中心、私人銀行部、貴金屬業務部等專營機構的設立，是我國商業銀行從“部門銀行”向“流程銀行”轉變的必然產物。但個別中小銀行卻借此為名，大行機構擴張之實。結果，在內部管理上，由于部分專營機構及其分支機構離開總行單獨設立且不持牌，就會獨立于當地分支行，難以納入內部合規檢查與審計范疇。而在外部監管上，這些專營機構常常以直屬總行自居，不愿接受所在地監管部門的監管。為了妥善解決這些問題，此次監管部門要求中小銀行完善專營機構管理流程和框架，并按“落地監管原則”，明晰專營機構監管責任與路徑。
　　完全有理由相信，隨著這些監管政策的生效，專營機構及其分支機構將能真正解決“總行不愿管”、“分行管不了”、“監管干著急”矛盾，并在有效控制經營風險基礎上，推動中小銀行進一步增強盈利能力，成為我國銀行業實現從“部門銀行”向“流程銀行”轉變的急先鋒和探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