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部部長樓繼偉日前表示，正在部署有關地方債的調研，將地方債分為顯性、隱性、直接以及或有債務，分門別類采取政策，并強調要制止地方政府債務擴張趨勢。惠譽國際評級日前警告稱，今年可能下調中國本幣債務評級，具體要看地方政府債務的進展。
從地方政府債務規模的國際對比來看，筆者認為，我國目前地方政府債務尚處于可控范圍內。據統計，2012年地方政府債務余額與中央政府債務余額為23.05萬億元，占GDP的44.38%。根據IMF的數據，2012年日本政府債務余額占GDP的比重高達244.07%，美國的比重為105.35%，債務狀況相對較好的德國、法國和英國的相關比重均超過70%。根據國際通行的準則，政府債務余額占GDP的比重應該控制在100%以內。我國比重同其他國家相比較低，目前不存在系統性風險。
但是，由地方政府債務擴張帶來的風險不可忽視。首先是潛在的債務償還風險。今年將迎來償債高峰，地方政府面臨一定的違約風險；其次是潛在的金融風險。根據審計署審計公告，在2010年底地方政府性債務余額中，銀行貸款占比較大，達到79.01%。一旦政府出現債務償還風險，必定會波及金融系統；再者是債務資金的使用效率較低。從債務余額的支出投向來看，89.38%的資金用于公用事業。其中，市政建設和交通運輸所占比重最大，分別為36.72%和24.89%，加上10.62%的土地收儲，超過70%的資金用于基礎設施建設上，而僅有17.15%的資金用于民生財政。這說明我國長期以來投資拉動的投資策略，并沒有發生根本性改變。低水平的重復建設不僅造成經濟資源的浪費，更重要的是建設周期長，未來收益不確定性強，給地方政府未來還債帶來風險。
第四，不斷深化的財政收支矛盾，可能會引發地方政府債務規模的新一輪擴張。作為地方財政重要來源的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2012年下降10.5%。隨著“營改增”試點等結構性減稅政策的實施，國內減稅規模會持續擴大，這些因素將導致地方財政收入增長乏力。而民生支出帶來的支出增長和2013年積極財政政策的繼續實施，進一步加劇財政收支矛盾，這很可能引起地方政府債務規模的新一輪擴張。
值得關注的是，除上述風險之外，筆者認為，地方政府債務規模擴張將抵消減稅的刺激內需作用，進而阻礙經濟發展的轉型升級。美國經濟學家巴羅曾指出，用債務為政府籌資等價于用稅收籌資。這是因為消費者并不是以當期收入來決定消費，而是用一生的收入來決定消費——政府用債務籌資的減稅并沒有使消費者一生的資源發生變化。雖然消費者現期的收入的確增加，但是消費者認為債券到期時，政府會通過征稅還本付息。因此，政府用債務籌資的減稅只是重新安排征稅時間，給公眾的債券價值也被未來的納稅抵消。
1992年初，美國政府為了刺激經濟，宣布暫時降低勞動者所得稅，但到1993年4月又提高了所得稅，試圖將削減的所得稅彌補回來。美國政府認為，1992年人們工資收入的增加一定會增加消費，從而有助于經濟從衰退中復蘇，但結果并未如美國政府所料。由此來看，用債務籌資的減稅并不會對消費產生影響，人們會把減稅帶來的額外收入進行儲蓄，以便支付未來的納稅責任。這種社會個人儲蓄的增加正好抵消公共儲蓄的減少，用債務為政府籌資等價于用稅收籌資。
因此，債務性融資將導致減稅等刺激需求的政策失效。筆者認為，由于當前內需不足仍然是我國經濟穩健發展和轉型的掣肘，如果地方債務規模繼續擴大，即使進一步加大減稅等刺激需求政策的力度，也不會有效改善內需不足的狀況，這也正是當前內需不足的深層次原因之一。
當前我國地方政府還存在擴大債務規模的沖動，而在財政收支矛盾日益加劇的情況下，更應該嚴格控制地方政府債務規模，進一步加強對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的管理。2012年底四部委聯合下發《關于制止地方政府違法違規融資行為的通知》，規范了地方融資平臺，禁止把土地注入城投債，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城投債的擴張。在此基礎上，筆者認為，應加快制定統一標準，將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范圍嚴格限定在基礎設施等公益性領域，抑制地方債務規模擴大，防止政府債務擴張抵消減稅的刺激內需作用，從而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穩健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