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新任財長樓繼偉談及地方債務問題，曾用了一個非常形象的比喻。他說，在摸清地方債務現狀后，未來要采取措施堵住地方政府債務擴張的“歪門”，再研究制度開出一條“正路”。
　　“歪門”、“正路”的話音剛剛落下，銀監會旋即就對關注已久的理財產品資金池進行整頓。在篇幅并不太長的《關于規范商業銀行理財業務投資運作有關問題的通知》（下簡稱“《通知》”）中，銀監會對通過非銀行業金融機構和資產交易平臺迂回的資金融通正式亮起了紅燈。銀監會的要求很簡單，銀行此塊業務要么臺賬清楚信息充分披露，要么比照自營貸款計提資本，而且未來無論在規模還是準入方面都給出了非常明確的限制。
　　這是自去年影子銀行問題成為輿論焦點以來，中國金融監管層首次采取強制性規范措施。其中的意義不言而喻，因為商業銀行的這一表外融資渠道對應著非常明確的資金供需——資金的需求者，很大程度上都無法通過銀行表內信貸或直接融資來滿足資金需求，而業界普遍的看法則是，這一融資渠道主要是在為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和房地產行業融資；而資金的提供者則更為弱勢，往往在無法確知資金投向和明細的情況下，就被比普通理財產品高數個點的收益率吸入其中，去年底曾經出現的多個糾紛案例就是明證。
　　從金融體系的全局來看，這條融資渠道正是樓繼偉所說的“歪門”之一。其存在的意義，固然可以滿足部分傳統銀行體系之外合理的資金需求，但在實踐中卻往往成了規避宏觀調控和金融監管的通道。最典型的例子，是在銀監會下發463號文嚴格限制政信合作之后，券商的資管規模在短短兩個季度暴漲1萬億，其中大部分都是借道而過的政府平臺融資行為。
　　如此“歪門”，毫無疑問會對宏觀經濟和金融體系的穩定帶來巨大挑戰，因此在制度上進行約束和收緊是應有之義。但是一個不可避免的矛盾是，在城鎮化已經成為未來十年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引擎之時，堵“歪門”顯然只是權宜之計，構建合理的城鎮化融資體系為未來的投融資需求開出“正路”才是問題的解決之道。那么，合理的“正路”究竟會是什么呢？
　　這一問題，筆者無法妄自給出判斷。但是值得注意的是，27日國務院常務會議對今年政府工作的重點部署卻有多處與未來的政府融資平臺問題有直接關系。首先，國務院要求廣泛征求各方意見，抓緊制定城鎮化中長期發展規劃，并“完善配套措施”；其次，國務院要求金融改革“要在推動利率和匯率市場化、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方面推出新的舉措”。
　　筆者以為，未來利率和匯率市場化如果進一步加快腳步放開的話，現有以銀行貸款為主要融資渠道的地方投融資體系所面臨的結果必將是融資成本進一步上升，這毫無疑問將對存量和增量政府融資平臺帶來壓力。由此，未來的城鎮化中長期發展中，新的投融資體系應該有很大可能不再以銀行貸款作為核心融資渠道，而更多地依賴債券等直接融資模式，而這亦正是國務院要求抓緊完善城鎮化中長期發展配套措施的關鍵所在。
　　這或許意味著，去年在《預算法》修正案一審稿中放開的地方政府自主發債權限，未來將有可能重新啟用并進一步完善。這一猜測并不完全是空穴來風，央行在2月6日發布的2012年四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中，就曾明確以專欄的形式對市政債券在未來城鎮化投融資體系中的地位給出詳細闡述。央行在此篇專欄中得出的結論是，城鎮化建設過程需要在基礎設施、公共服務和保障房建設方面進行大量投資，而市政債券無論是從理論基礎還是實際經驗，都已經證明能夠為這一進程有效籌集資金并控制風險。而尤其難得的是，市政債券將能夠順應利率市場化進程中不可避免的銀行脫媒現象，大量中長期建設項目將通過直接融資市場直接面對中長期資金，從而將過往數年來一直高懸于中國金融體系上的平臺貸款流動性風險問題進行化解。
　　因此，在銀行表外融資渠道受到嚴格控制，而表內新增信貸也受制于資本約束的情況下，《預算法》修正案三審稿能夠重新賦予地方政府通過直接融資渠道籌集資金將是接下來市場關注的焦點。而目前財政部條法司傳來的消息是，有關部門正在為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次審議預算法修正案草案做準備，并已經完成了預算法修訂實施條例草案的初稿。如果不出意外，《預算法》也將于今年“修”成正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