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浦路斯的危機已經告一段落，但全球經濟的混亂才剛剛開始。2013年3月25日，在幾經周折之后，歐元區財長會議批準了歐盟—IMF解決塞浦路斯銀行系統危機問題的計劃，地中海島國在可能失去緊急救助的最后關頭抓住了救命稻草。筆者以為，塞浦路斯就像一扇窗，在存款稅、銀行重組、資本管制和團結基金引發的震蕩之中，這扇小窗本身的破碎毀壞可能微不足道，但借由這扇小窗，全球經濟運行中的六大深層風險暴露無遺。
　　首先，塞浦路斯危機暴露出歐洲一體化可能逆流的體制風險。在塞浦路斯危機爆發前，市場對歐洲一體化的擔憂主要集中在希臘、意大利和英國，但這三個國家的“退歐”風險不僅沒有演化為現實，而且隨著歐債危機的階段性緩解，其“退歐”可能性也大幅下降。如此背景之下，市場對“歐洲一體化不可逆轉”的信心不斷增強。但塞浦路斯危機爆發后，三駕馬車對塞浦路斯提出了相對前幾次救助更為嚴苛的條件，并在斡旋過程中表現出前所未有的強硬態度。即便最后塞浦路斯的自救計劃獲得了認可，但相比希臘、意大利和英國，塞浦路斯“退歐”一度最為接近現實。
　　塞浦路斯危機表明，歐洲一體化的長期趨勢雖然不可逆轉，但并非不可能出現短期逆流現象，歐洲央行“保衛歐元”的戰略一定程度上具有選擇性，歐盟領導層在避免希臘、意大利和英國“退歐”上表現積極，是因為這些國家具有系統重要性，而對于塞浦路斯這種經濟規模小、與區外大國過從甚密且不具有系統重要性的成員國，歐盟高層可能會在特殊情形下做出“舍車保帥”的選擇。
　　其次，塞浦路斯危機暴露出歐債危機向復合型危機演化的長期風險。塞浦路斯危機表明，歐債危機不僅沒有結束，而且正向債務危機、經濟危機、銀行危機和社會危機“四位一體”的復合型危機長期演化。這四種危機之間相互影響、彼此牽制，給危機治理帶來了復雜挑戰。
　　塞浦路斯危機就充分顯示：一方面，債務危機和經濟危機的并存限制了銀行危機的應對選擇。在歐盟高層明確表示“沒有自救，就沒有救助”的背景下，塞浦路斯之所以考慮選擇較為激進的存款稅計劃，是因為受到債務風險和衰退風險的雙重夾擊，其他擴大政府債務負擔的自救款籌集方案都會讓IMF認為“不可持續”，進而徹底失去獲得流動性救助的可能。
　　另一方面，債務危機和銀行危機的并存使得政策應對不可避免地加劇社會危機。控制債務風險提出了宏觀層面財政鞏固的要求，避免銀行倒閉則提出了中觀層面保持銀行償債能力的要求，如此復雜背景下的政策應對將難以滿足微觀層面的利益保全要求，這正是塞浦路斯在最初的應對計劃中甚至考慮向受到存款保險制度保護的小儲戶征稅的原因，而微觀利益的受損勢必會引發較大的社會動蕩。
　　第三，塞浦路斯危機暴露出歐盟領導層危機應對漸失穩健的政治風險。塞浦路斯危機一波三折，引發市場較大擔憂，一定程度上是因為，歐盟領導層在這次危機中的表現有失審慎，而這也暴露了三個層面的政治風險：
　　一是在全局層面，歐盟領導人表現較為稚嫩，處理復雜局面的政治經驗略顯不足。在塞浦路斯危機過程中，現年46歲、兩個月前接任容克出任歐元集團主席的荷蘭財長賽爾布羅姆受到廣泛批評，特別是在存款稅問題上考慮失慎，使市場對其在未來兩年半的任期內能否有效協調區內政策充滿了擔心。
　　二是在核心國層面，德國領導人表現較為強硬，維護區域內部團結的主觀意愿略顯不足。在2013年9月大選即將臨近的背景下，德國總理默克爾在歐債危機救助博弈中的表現漸趨考慮德國利益和德國民眾需求，而非區域整體利益，對于邊緣國獲得救助前的自救要求漸趨嚴格，使得區內政策協商氛圍漸趨緊張。
　　三是在邊緣國層面，塞浦路斯領導人表現較為慌亂，應對內外危機的統駕能力略顯不足。阿納斯塔夏季斯剛當選塞浦路斯總統不足一個月就遭遇危機，其應對表現也不盡如人意。鑒于歐債危機是跨國界的區域危機，并呈現出向復合型危機演化的長期趨勢，危機應對需要歐洲政治聯盟增強內部穩固性和行動協調性，而三個層面的政治風險則加大了各自為政、合力不足的可能性。
　　第四，塞浦路斯危機暴露出歐元區兩極分化加劇的結構風險。塞浦路斯危機過程中，國際咨詢公司曾做過一項調查，塞浦路斯人中，有91%支持議會否定存款稅，有67.3%支持塞浦路斯退出歐元區并轉而加強與俄羅斯的戰略關系。邊緣國民眾“退歐”呼聲漸高的深層原因在于，歐元區政治、經濟和金融三個領域的兩極分化不斷加劇。在政治領域，德國主導危機救助的模式進一步強化，邊緣國在政策協商中的話語權不斷削弱。在經濟領域，由于在區域一體化過程中的相對受益不斷增強，德國經濟的表現較為穩健，而邊緣國乃至整個歐元區則始終徘徊在衰退邊緣。在金融領域，情況較好、實力較強的金融機構相比情況較差、實力較弱的金融機構更容易獲得融資，融資成本也相對較低，這使得危機中金融機構“強者愈強、弱者愈弱”的馬太效應進一步顯現。
　　兩極分化格局的加劇，一方面使得危機治理所需要的結構調整更難實現，即資源從核心國向邊緣國的轉移更易受到強權國的阻礙；另一方面也加大了區域內部利益協調的難度，加大了成員國“個體理性引致集體非理性”的可能。
　　第五，塞浦路斯危機暴露出大國博弈加劇地緣動蕩的區域風險。塞浦路斯危機過程曲折，并受到全球的廣泛關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塞浦路斯不經意間就變成了大國利益沖突、戰略對抗的宣泄口。這種大國博弈體現在歐俄博弈、德俄博弈和美歐博弈等多個維度。
　　在確定最初版本的救助計劃時，三駕馬車未與俄羅斯協商就提出了塞浦路斯銀行應向儲戶征收存款稅的要求，而俄羅斯儲戶在塞浦路斯銀行有近380億歐元的存款，就此普京表示“不公平、不專業、很危險”；當塞浦路斯向俄羅斯尋求援助，提出重組25億歐元的俄羅斯對塞浦路斯貸款時，俄羅斯曾斷然拒絕，使得塞浦路斯的緊張局勢和歐盟內部的混亂狀況進一步加劇；當俄羅斯在交涉過程中顯露出在塞浦路斯建立軍事基地的潛在意圖時，美國也對塞浦路斯局勢表示了密切關注。塞浦路斯危機表明，大國經濟、能源、政治和軍事博弈加劇了地緣動蕩的不確定性，大國利益沖突在小國危機中的宣泄，將放大小國危機的蝴蝶效應，加大區域風險。
　　第六，塞浦路斯危機暴露出全球離岸金融中心資本大進大出的金融風險。塞浦路斯危機表明，在本國面臨嚴峻危機挑戰的情況下，以避稅天堂和隱私保護著稱的離岸金融中心也會不惜以犧牲其長期建立的市場信譽為代價，避免國內金融體系的崩潰，并將維護本國小儲戶權益的優先級置于維護外國大儲戶權益之上。由于全球四大離岸金融中心中，冰島和塞浦路斯均已爆發危機，而新加坡和瑞士銀行業規模均為GDP規模的7倍左右，其高杠桿狀態下的資產管理和業務經營也容易受到危機沖擊。因此，塞浦路斯危機從根本上動搖了市場對離岸金融中心的信心。短期內，在塞浦路斯資本管制有所松動之后，國際資本可能將大幅撤離塞浦路斯，轉而流向其他離岸金融中心或金融體系相對穩定的經濟體。長期內，全球離岸金融中心對國際資本的吸引力可能將不斷削弱，在多元化投資背景下，國際資本流動將更趨頻繁，波動性風險將顯著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