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最新發布的統計數據顯示，截至1月末，央行口徑外匯占款達240184.99億元，1月新增3515.06億元，創2011年4月以來月度央行口徑外匯占款增量的新高。
　　外匯占款是央行及商業銀行收購外匯資產而相應投放的本國貨幣。在統計口徑上分為央行外匯占款及央行與金融機構全口徑外匯占款。值得注意的是，1月央行口徑外匯占款增量與全口徑外匯占款增量相差巨大。此前披露的數據顯示，1月全口徑外匯占款新增6837億元，當月央行口徑外匯占款增量占全口徑外匯占款增量的比例僅為51%，這在以往較為少見。
　　一般而言，外匯占款可作為衡量海外資本進出的指標。有分析認為，1月央行的“半結匯”行為，一方面體現出央行控制市場資金、維持流動性合理水平的意圖；另一方面，也有“拆招”美元升值、維持人民幣匯率穩定之意。央行不完全結匯的最終目的，是有意抑制美元升值速度，緩解資本流出的壓力。
　　在筆者看來，外匯占款激增與我國經濟逐步回穩有莫大關聯。外匯占款數據變化的更大意義就在于，國際資本市場對中國經濟增長和人民幣升值的預期。近日出口、投資等一系列經濟數據密集發布，2月出口增速同比增長21.8%，連續3個月保持兩位數增長，投資繼續提速，房地產開發投資增速比去年全年提高6.6個百分點。這都在傳遞中國經濟企穩回升態勢明朗的積極信號。這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流動性需求的回升。
　　此外，熱錢回流也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短期資本的加速流入。此前，商務部數據顯示，1月貿易順差為291.5億美元(合人民幣1832.1億)，實際外商直接投資(FDI)為92.7億美元(合人民幣約580億元)。扣除掉這兩項，剩下的4424.6億元可能就是國際熱錢流入對外匯占款的“貢獻”了。
　　對于外匯占款增長，央行行長周小川在“兩會”期間給出了更為專業的解釋：外匯占款的變化涉及資本流動，特別在西方經濟情況還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時，美國的債務問題、歐洲的主權債務問題，都會導致國際市場情緒波動增大，因此國際資本的流動也會比較大。他同時也指出，資產擺布也是導致外匯占款變化的重要原因，金融機構、企業和家庭對于外匯和人民幣的偏好，會導致外匯市場的變化，進而影響外匯占款。所以需要將外匯占款變化對貨幣政策影響的觀察期放長，不能僅憑一個月的數據就下結論。
　　需要警惕的是，美聯儲主席伯南克近期暗示，貨幣貶值并非提振經濟增長并擺脫當前經濟低迷而祭出各項政策的基石，而是必然的結果，這意味著全球第三輪“貨幣大寬松”已蓄勢待發，子彈上了膛。綜合近期各國央行的議息會議記錄，歐洲、英國、日本、加拿大、巴西、澳洲等國家和地區的央行等不約而同地維持寬松貨幣政策不變。歐美的“寬貨幣”組合將加劇資本流入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市場。而中國的“寬財政、穩貨幣”政策則使得國內利率處在相對較高水平，加劇了追逐利差的資金流入的壓力。而巨額流動性必然會造成資產價格的上漲。
　　所以，外匯占款的激增正在悄然改變著央行貨幣調控力度。春節之后，央行通過正回購操作累計凈回籠10110億元。不過，在筆者看來，雖然央行加大了資金回籠力度，但并不能說明貨幣政策已轉向。因為外匯占款增長導致央行需要向市場投放比較多的流動性，為了保持流動性的松緊適度，央行就必須要采取一定的政策措施來對沖。未來貨幣當局將采取怎樣的貨幣調控力度，顯然取決于外匯占款變化情況。如果外匯占款未來繼續保持大幅增長態勢，那么，在逆回購規模持續縮減后，為回收市場過于充沛的流動性，正回購或將取代逆回購重新登場；如果外匯占款重回低位運行狀態，貿易順差繼續收窄，那么，小幅逆回購將繼續在增加市場流動性上扮演重要角色。
　　更為重要的是，央行外匯占款的增加從一個側面也印證了外匯儲備的增長。在貨幣金融學領域中，一般把基礎貨幣分為兩部分——央行自主性的基礎貨幣投放和因外匯儲備增加引起的基礎貨幣投放。當前，隨著我國經濟形勢的好轉，我國開始回歸中性的貨幣政策，但今后國際資本的流入或許將成為基礎貨幣的另一個主要投放渠道。也就是說，即使今后央行有意通過控制信貸規模來收緊流動性，卻不得不因維持人民幣現有匯率而釋放外匯占款，從而增加基礎貨幣。因而資本流入的增加，會使央行更關注流動性過度充裕的情況。
　　解決問題的根本之道依然是改革。決策層思路十分清晰：將美元兌人民幣的波動幅度，由千分之五擴大至百分之一，并終結了長期施行的強制結售匯制度。在宏觀調控方面，逐漸把主要目標由新增人民幣信貸轉向社會融資規模。
　　社會融資渠道的多元化正在深刻改變中國經濟金融格局，宏觀調控與金融監管體系也因此面臨新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