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隨著我國長期經濟增速的放緩，以及財稅結構的調整，財政收入增速下滑開始引起人們關注。往年動輒20%以上的財政收入高增長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正如新任財政部長樓繼偉日前指出“財政收入今后估計就是一位數的增長”。
　　一方面，政府財源日益緊張，另一方面，公眾對于財政發揮功能的要求更加迫切，這就使得財政運行績效改革的壓力逐漸增大。只有提高財政資金使用效益，真正利用現代預算機制為政府戴上“緊箍咒”，財政收入增速下降才能“壞事變好事”，成為推動改革的動力。
　　應該說，財政績效評價并不是新生事物，早在上世紀末期，對于“公共支出評價”的討論，就已經成為學界和政策層的熱點話題。1999年政府明確了“公共財政”的提法，2000年財政部成立了專門課題組來研究財政資金績效，北京等地于當年也開展了績效評價工作。2005年和2009年，財政部又先后出臺專項辦法，推動中央和地方的支出績效評價工作。與此相應，各省都出臺了相關政策，安徽等省還把績效結果上報人大作為參考，如四川在2010年還把評價結果與預算安排掛鉤。
　　雖然有了這么多改革進展，但財政支出績效的實際情況并沒有太大優化，最大的原因還是這種績效評價往往只作為財政部門的內部參考，并沒有全面運用評價結果來約束政府行為。一方面，績效評價缺乏法律層面的外部約束和監督，即便是在工作層面有指導意見，但應用性仍然不強，做與不做、做好與做壞的彈性空間很大。另一方面，績效評價的公開透明不足，沒有公眾監督，出了問題也沒什么問責機制。
　　歸根結底，公共財政效率提高首先要依靠公開監督，對此要真正提高支出效率，在績效評價方面，既應全面推動各級政府開展這項工作，又要以法律形式明確，把評價方法、過程和結果向社會公開，而不是只作為政府內部的參考。另外，現有各地方的績效評價，通常包括預算單位自評、主管單位評價、財政部門評價三個層面，在某種意義上，仍然體現為政府自己評價自己。如果要真正發揮績效評價的約束力，還需要引入獨立的第三方評價，并且由各級人大予以審議。
　　還有，財政支出績效結果的問責，是最難以做到的，這既是由于公共支出的很多項目很難進行短期經濟效益評價，更因為財政、審計、監察等部門間還缺乏協調動作的“合力”。尤其在建設項目領域，即便出現財政支出績效低，政府也可能由于擔心影響項目后續建設，而不會對已有項目緊縮預算和懲罰預算單位。
　　無論如何，政府也是追求預算最大化、效用最大化的“經濟人”，讓政府自己約束自己是很難的，多年以來的財政績效評價改革已經證明了這一點。如今，當財政收入增速放緩導致的外部壓力增加，且開明的決策者逐漸理解財政“公共性”的必要性時，深化改革的契機也應到來。
　　作為切入點，一是把支出績效管理上升到法律層面，而不限于可有可無的工作層面，二是讓公眾來直接打分和評價結果，因為透明是公共部門一切低效和腐敗的天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