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國人民大學心理學系與工眾網聯合發布了關于農民工的調查報告。此次調查選擇與去年相同的全國20個主要用工城市,從720萬名工眾網注冊用戶中隨機抽取樣本,調查收集到有效問卷2011份。其中,超八成農民工表示對未來有信心,有57.9%的農民工自我認定社會地位為底層,在“自我認定社會地位為底層”的農民工當中,有孤獨、寂寞、無聊等情緒感受的超過50%。(3月24日《新京報》) 不論是第一代農民工還是新生代農民工,漂泊都是生存狀態的底色。為了讓自己和家庭過上更好的生活、實現向上的社會流動,農民工像候鳥一樣在城鄉之間往返來回。農民工進城務工,不是簡單的從農村到城市的物理性移動,也是社會身份和精神身份的雙重置換。對于他們而言,流動不是目標,也不是他們想要的生活方式,而不過是為了獲得更好的生活。 對農民工而言,從農村到城市是一個不容易跨越的過程。農民工進城之前的生活圈子是他們的“鄉土世界”,進城之前想象的城市生活是他們的“想象世界”,進城后生活于其中的客觀現實并不斷適應這種客觀現實就是他們的“實踐世界”。在這個過程中,生活上的不適應是常態。換言之,農民工的負面情緒是一種精神斷裂,是城市與鄉土、想象與現實對比導致的落差感受。 在理想的圖景里,城市積聚著豐厚的資源、眾多的機會和大量的財富,這一切對于農民工無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當農民工虛高的心理期望遭遇難以應對的現實,出現負面情緒在所難免。不論是工資水平較低、社會保險參保率偏低,還是對居住狀況和生活環境不滿意,抑或是文化生活單調乏味,都會導致消極情緒的產生。 中國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王俊秀認為,伴隨著農民工群體在年齡、受教育水平、生活經歷的結構性變化,除了“收入”是影響農民工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外,他們越來越關注自己合法權益的實現,關注自己的社會地位和發展,這些方面如果不能有較好的改觀,就會影響他們的幸福感。 因此,正視農民工的負面情緒,需要正視農民工的利益訴求,探索制度化的排解渠道。一方面,政府和用人單位要重視農民工的生存感受,既要滿足農民工衣食住行的生活需求,也要重視農民工合法權益的實現,關注農民工被尊重的心理需求和公眾參與的渴望;另一方面,要大力加強文化建設,提高公共文化覆蓋面,豐富農民工的業余生活,建設“安全閥”以排解農民工累積的負面情緒。 數以億計的農民工告別鄉土、揮別親人,在一個又一個陌生的城市里,用汗水和勞動,書寫著工業化、城市化進程。彌補農民工的心理裂痕,消除農民工的精神失落,讓農民工“活得更有尊嚴”,既需要尊重農民工權利,也是城鄉協調發展的內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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