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國人民大學心理學系與工眾網聯合發布了關于農民工的調查報告。此次調查選擇與去年相同的全國20個主要用工城市，從720萬名工眾網注冊用戶中隨機抽取樣本，調查收集到有效問卷2011份。其中，超八成農民工表示對未來有信心，有57.9%的農民工自我認定社會地位為底層，在“自我認定社會地位為底層”的農民工當中，有孤獨、寂寞、無聊等情緒感受的超過50%。(3月24日《新京報》)
　　不論是第一代農民工還是新生代農民工，漂泊都是生存狀態的底色。為了讓自己和家庭過上更好的生活、實現向上的社會流動，農民工像候鳥一樣在城鄉之間往返來回。農民工進城務工，不是簡單的從農村到城市的物理性移動，也是社會身份和精神身份的雙重置換。對于他們而言，流動不是目標，也不是他們想要的生活方式，而不過是為了獲得更好的生活。
　　對農民工而言，從農村到城市是一個不容易跨越的過程。農民工進城之前的生活圈子是他們的“鄉土世界”，進城之前想象的城市生活是他們的“想象世界”，進城后生活于其中的客觀現實并不斷適應這種客觀現實就是他們的“實踐世界”。在這個過程中，生活上的不適應是常態。換言之，農民工的負面情緒是一種精神斷裂，是城市與鄉土、想象與現實對比導致的落差感受。
　　在理想的圖景里，城市積聚著豐厚的資源、眾多的機會和大量的財富，這一切對于農民工無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當農民工虛高的心理期望遭遇難以應對的現實，出現負面情緒在所難免。不論是工資水平較低、社會保險參保率偏低，還是對居住狀況和生活環境不滿意，抑或是文化生活單調乏味，都會導致消極情緒的產生。
　　中國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王俊秀認為，伴隨著農民工群體在年齡、受教育水平、生活經歷的結構性變化，除了“收入”是影響農民工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外，他們越來越關注自己合法權益的實現，關注自己的社會地位和發展，這些方面如果不能有較好的改觀，就會影響他們的幸福感。
　　因此，正視農民工的負面情緒，需要正視農民工的利益訴求，探索制度化的排解渠道。一方面，政府和用人單位要重視農民工的生存感受，既要滿足農民工衣食住行的生活需求，也要重視農民工合法權益的實現，關注農民工被尊重的心理需求和公眾參與的渴望；另一方面，要大力加強文化建設，提高公共文化覆蓋面，豐富農民工的業余生活，建設“安全閥”以排解農民工累積的負面情緒。
　　數以億計的農民工告別鄉土、揮別親人，在一個又一個陌生的城市里，用汗水和勞動，書寫著工業化、城市化進程。彌補農民工的心理裂痕，消除農民工的精神失落，讓農民工“活得更有尊嚴”，既需要尊重農民工權利，也是城鄉協調發展的內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