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型增長階段，“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非均衡發展戰略安排部分地解決了發展受阻難題，起到正面激勵作用；當下各種失衡逐步凸顯，新問題孕育而生，社會與經濟發展失衡首當其沖，急需尋找新問題的解決之道。農業是發展的“基礎”，農村是穩定的“大后方”，歷時近20年的城鄉社會經濟發展大聯動，中國農村發展也走到了新拐點。在社會與經濟聯動發展的大轉型時代背景下，農村出路何在？隨著勞動力外流和勞動力土地和資本配置比的提高，大農業是必然趨勢，轉機已經到來。今年中央一號文件聚焦于“農村土地”，國家層面的戰略安排再一次觸及新型人地關系的確立。農業走規模化、現代化道路是必然選擇，而由誰來主導、主宰土地經營和農業發展，則是值得深思的時代難題。
　　農民作為 “身份”標簽在慢慢取消，作為一種職業的屬性在快速顯現（產業工人），土地公有制條件下的農地經營方式由此突變。但當農民收入增長沒有找到可持續的路子，農民身份轉換的市場和非市場力量尚未形成之時，農村土地經營還難以實現規模化或者說不能規模化，目前處于探索中的土地集中經營和規模化，還難以說是最佳時機，需要相機選擇推進時點。至少在未來很長一段時期內，小農經營還必將是中國農村土地經營和農業發展的主調，農民經營土地與讓農民收入增長并不矛盾，土地和戶籍改革的深層次內容是農村土地權利再配置，土地和戶籍作為區分居民身份的標識，在新時期又是推進社會保障改革、福利分配的識別工具，所以，小農經濟和小農身份、土地權利再配置恰恰是我們需要重點關注的對象。
　　在我們信奉工業化和城市化能解救中國，支撐可持續發展之路時，卻忽視了另一個更為嚴重的難題——農業、農村空心化。農村勞動力與資本的配置結構不合理制約了發展。20世紀90年代之后，城市和非農產業發展吸納了數以億計的農村勞動力，在“半城市化”中那些被解放出來的農業勞動力僅是變身為“非農產業工人”；而農村勞動力的大規模外流，在2010年就已面臨結構性短缺的危險。
　　在勞動力短缺、外出務工收入提高的新形勢下，如果農產品價格特別是糧食價格保持相對不變，則農業比較收益進一步降低。以筆者在川、湘、鄂等省農村調查所觀察到的事實，在中西部內陸水稻種植主產區，普遍存在“雙季稻”變“單季稻”、農田季節性閑置或永久性種樹等現象，變相撂荒和農轉林現象。當我們過多地將發展目光聚焦于農地整治和利用之時，后果卻是村莊的消失和鄉土社會經濟的消逝。當社會各界給農村發展開具各種處方，過多地強調規模化、產業化和機械化農業的重要性時，筆者想要說的是，在城鎮化大浪潮中，切忌忽視散戶小農經營生態對社會經濟發展的穩定器作用，完善農產品價格決定及變動機制才是解除農業發展和土地經營方式警報的最有力武器。
　　與此同時，據筆者的調研，我國大多數地方（包括丘陵地區）已在主要環節或全程推促機械化農業生產，依靠農業技術改進來替代勞動力，以求解決結構性短缺難題。中西部地區農村、農業發展面臨著勞動力結構性短缺危機，諸多鄉鎮干部的直觀判斷是，大概還能堅持10年左右；而據筆者的研究，如果10年后中國城市化的人口動力消失，那么城鎮大規模建造的房子會有誰來買？散戶小農經營和規模農業生產的抗爭成為新時期的一道風景線，農產品供給的潛在風險會有多大？以史為鑒，對于存在著人口壓力的大國農業發展思路，適應規模化才是首選。因此，為適應未來農業經營方式轉變和農地經營主體轉換需要，急需設定門檻、加強監管。
　　其一，加強和改善政府對農業、農村發展方向的把控和引導，以地方政府為主體對象重構政府行政管理體制，改革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和價格形成機制。在城市化、工業化和農業產業化浪潮中，提升縣、鎮（鄉）兩級政府主體“維穩”農業、農村發展的職能認識，發揮傳統農民在穩定農產品供求方面的主體功能，概括起來就是“讓有錢的農民種地，種地的農民有錢”。
　　其二，謀劃發展出路和出臺相關的政策解決方案，應該在農村和農業勞動力配置和農產品價格形成方面去尋找答案。關乎農村、農業穩定發展的多重改革需要多頭齊步，協同推進。農業、農村改革理論和政策探討注重“循序漸進”，體制轉軌過程中的各種問題需要“平行推進”，同時考慮各種體制之間在轉軌過程當中的相互協調，應是體制改革的基本政策方法。
　　其三，因地制宜，因勢利導發展農業和工業，城鎮化與農村發展同步推進并不矛盾。消除城鄉差別，還得依靠農村的發展壯大，當前正是相機選擇增強農村發展道路的關鍵時刻，農村勞動力非農化是重要的相機選擇參照指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