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一段時期是中國轉型發展的關鍵期。據對比分析，中國具有東亞發展模式的特點，未來增長路徑或與東亞成功轉型經濟體經驗接近。從中國自身特點看，未來仍具有區域梯次發展空間、城鎮化進程加快、消費潛力巨大等有利條件，可支持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據此判斷，中國經濟將在2012-2020年期間進入中速增長期。中國經濟保持平穩成長，為商業銀行帶來巨大機遇。但隨著經濟增速回落到中速區間，商業銀行將面臨成長速度放緩、盈利能力下降、資產質量管理形勢嚴峻等挑戰。
1.歐美主要經濟體突破馬爾薩斯陷阱實現平穩增長
自18世紀工業革命以來，以歐美為代表的發達經濟體大力拓展世界市場，應用新技術成果發展新興工業，始終處于全球經濟發展和技術進步的前沿。如美國除去戰爭和經濟大蕭條期間，其GDP增速在1930-1959年均增長6.03%，1960-2010年均增長3.16%；法國從1961-1974年平均5.5%的增長速度保持了14年；德國近30年GDP年均增長2.04%。上述國家人均GDP由不足3000美元快速增長到30000美元以上，實現長期持續平穩增長。
從發達經濟體的經驗看，其在經濟起飛階段一般要經歷一段高速增長時期，伴隨著工業化、城鎮化進程的基本完成，其經濟增速逐步回落，但仍能保持相對平穩增長。發展過程中，科技成為社會生產力的重要推動力量，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一是以信息技術為核心的高科技企業迅猛發展；二是知識密集型產業逐漸占據主導地位；三是經濟增長方式高度集約化；四是經濟全球化和區域一體化發展迅猛；五是政府的調節和干預力度增強。
2.部分拉美和東南亞國家一度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以巴西、阿根廷、墨西哥、印度尼西亞、菲律賓等為代表的部分拉美和東南亞國家，具備技術上的后發優勢，土地肥沃、礦產資源豐富，擁有門類較全的工業基礎，勞動力成本低，曾創造了快速增長的奇跡。但在人均GDP達到2000-3000美元之后，這些國家紛紛陷入困境，經濟增速明顯下降。1981-2000年這20年間，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的GDP年均增速僅為2.2%、1.7%和2.7%。而印度尼西亞、菲律賓在1990-2000年經濟年均增長率跌至5.5%、1.6%。
上述國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長期僵化的實行進口替代戰略，對產業過度保護使國內產業缺乏創新動力，難以形成規模經濟。其次，進口的減少反過來導致出口的減少，還使得國際收支平衡具有內在脆弱性，影響政府宏觀調控能力。第三，當外部經濟環境惡化，又盲目地放開國內市場，大幅降低進口關稅，沖擊其原有比較優勢。戰略轉型的失誤使得經濟增長缺乏動力，經濟社會長期陷入停滯。第四，土地制度改革滯后，收入分配差距過大，貧困農村涌入城市地區聚集，形成了“貧困的城鎮化”，也引發了一系列嚴重的社會矛盾和問題。
3.東亞部分國家和地區成功轉型
二戰后，日本、韓國、新加坡、中國香港等東亞經濟體迅速崛起，經歷了一段時期的高速增長；之后，經濟增速下臺階，但仍保持了中低速增長，穩步躋身高收入國家和地區的行列。
從東亞成功轉型經濟體的經驗看，其發展模式經歷了從投資和出口為主的傳統增長方式向服務和創新驅動為主、以內需主導為支撐的增長方式轉型的成功歷程。其產業結構轉型升級遵循輕工業（勞動密集型）→重化工業（資本密集型）→技術與知識密集型三個發展階段，這與英美發達國家的工業化道路是一致的。
與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相比，這些經濟體成功轉型的經驗在于：一是適應經濟全球化要求，推行以出口導向為核心的外向型經濟發展，大力促進外國資本的引進與利用。并在外部環境惡化的情況下，能夠及時調整經濟發展戰略，將外需主導型經濟向內需主導型經濟轉變，走國內外協調發展的道路。二是抓住新技術發展浪潮，加快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積極推動企業創新。三是當經濟達到中等收入水平后，培育消費為主導的增長模式，提升服務業比重。四是加強政府對經濟生活必要的、靈活有效的干預，注意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五是注重人力資本培養和優化。通過建立一整套完善的教育體系，培養了優質的人力資本，為經濟增長奠定了重要基礎。
1.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GDP年均增長率保持10%左右，長期位居世界第一。中國模式具有東亞模式的基本成功經驗，同時也具備自身鮮明特點：
（1）在發展戰略上選擇以出口導向為主的外向型經濟，加大外國資本的引進和利用，積極拓展國際市場。
1980年代以來，在經濟全球化和國際勞動分工的大背景下，中國憑借國內廉價的土地、勞動力以及礦產資源，引進、吸收國外的先進技術和資金，承接歐美、日本等大規模轉移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成長為世界最大出口國、最大制造國。
（2）積極推進和使用新技術，加快工業化、城鎮化進程，產業結構趨于優化。
從歷史經驗看，成功轉型經濟體都是遵循輕工業到重化工業，然后轉向科技創新、知識資本為主要推動力，以服務業為主要內容的現代產業。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由農業大國向工業大國轉變，產業結構也基本符合產業結構演變的一般規律，呈現第一產業比重逐步下降，第二產業規模相對穩定，第三產業比重穩步趨升的特點。
從工業化進程來看，目前中國的工業化進程大致相當于1950年代的美國、1970年代的日本、1980年代的韓國水平。中國已建成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交通、運輸、通信設施日益發達，為經濟增長創造有利的基礎設施條件。同時，中國制造業快速成長，科研能力和技術水平逐步提高，工業生產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不斷增強。
從城鎮化進程來看，伴隨著經濟總量擴大和經濟結構調整，吸納大量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城鎮化進程明顯加快。1978-1995年，中國城鎮化率由17.92%提高到29.01%，年均增幅0.64個百分點。2001-2010年，中國城市人口由4.8億人增加到6.09億人，增加了1.21億人；城鎮化率年均提高1.16個百分點，較1978-1995年高出0.52個百分點。2011年，中國城鎮化率達51.27%，首次突破50%。
（3）經濟增長的質量改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模式基本形成。
中國的市場化改革具有自身鮮明特色，即不放棄以公有制為主體，又堅持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在體制轉軌策略上不搞“休克療法”式的激進改革，而是誘致性制度變遷和漸進式改革。改革與轉型的漸進性質，保證了中國經濟社會實現經濟快速增長與平穩過渡。
（4）充足的人力資本供給和普及基礎教育。
與日、韓等國家相比，中國充足而廉價的勞動力供給為發展帶來更為可觀的“人口紅利”。同時，中國政府大力普及基礎教育，據2010年全國人口普查數據，2009年中國新增勞動力人均受教育年限超過12.4年，高出世界平均水平；主要勞動年齡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達到9.5年；具有高等教育文化程度人數達到9830萬人，位居世界第二。
2.中國正處于由工業化中期向后期過渡階段
一個國家經濟的發展過程主要表現為工業化的過程。從中國工業化進程來看，根據國際上經濟學家對工業化進程的劃分標準，以及國內學者對中國工業化進程的系統性研究，“十一五”期間中國已基本完成工業化中期階段，“十二五”中國將進入工業化后期。
與美、日、韓相比，中國工業化進程表現出機械化、電子化以及信息化同步進行；重工業發展程度更深；顯著的加速和超越等優勢特征。但是，中國同樣面臨外部環境惡化的情況下，加快轉型升級，走新型工業化道路的壓力。
（1）勞動密集型行業仍占據中國工業的主體
“十一五”以來，受全球經濟危機等影響，中國在“十五”期間已初顯端倪的產業結構升級進程受到阻滯。2010年中國勞動密集型行業的產值和利潤總額占規模以上工業比重分別較2005年上升3.52和18.56個百分點，達到66.74%和70.29%。工業要素結構的變化表明，中國發展仍然過于依賴外部市場；豐富的勞動力資源仍然是中國發展最重要的比較優勢。
（2）工業化進程過于依賴投資推動
伴隨著中國重工業化進程的加速，政府主導型的投資拉動成為經濟發展的主導力量。2001-2011年十年間，中國固定資產投資額累計同比增速均值達到28%左右，投資率占GDP比重上升了13.9個百分點，2011年達到49.2%，為世界最高水平。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長期維持在50%左右，2009年甚至達到91.3%，而日韓在工業化進程中投資率均低于40%，美國則長期維持在10%左右。
（3）區域結構不平衡中凸現新變化
中國工業化進程區域發展十分不平衡。東部整體處于工業化后期的前半階段并即將進入后半階段；中部、西部則處于工業化中期的后半階段，其中有個別省份僅處于工業化初期的后半階段。但“十五”以來，盡管東部地區在總量上仍然優勢明顯，中、西部卻在以更高的增速追趕。2004-2011年，中、西部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年均增長16.6%和16.4%，分別比東部高2和1.8個百分點。
（4）城鎮化水平明顯滯后于工業化進程
2010年中國的兩率比值（即城鎮化率/工業化率=51.3%/46.8%）僅為1.09，而全球的平均比值為1.95(50.9%/26.1%)，說明中國工業化推進的城鎮化率的提升遠遠不及全球平均水平。與發達國家相比差距就更為明顯，中國當前50%左右的城鎮化水平遠低于發達國家70%以上的城鎮化水平，且這一指標還包括在城鄉兩棲流動的農民工大約1.8-2.1億左右。以農民工為代表的大部分流動人口還處于半城鎮化狀態。
（5）產業升級和結構調整任務艱巨
當前，中國工業既存在產能過剩的問題，又面臨著產業升級的挑戰。雖然近年第三產業高速發展，但占比仍明顯偏低：2011年占GDP比重為43.1%，而中等收入國家、高收入國家已分別超過50%和70%。同時，以高資源消耗和低要素成本的擴張難以為繼：以鋼鐵行業為例，2010年中國粗鋼產量為6億噸以上，但行業銷售收入利潤已從2004年的8.1%下降到2011年的2.6%。而新能源、節能環保、新一代信息技術等戰略新興行業培育尚待時日。在發達國家再造制造業和全球發展低碳經濟的雙重壓力下，中國戰略轉型、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的任務十分艱巨。
1.中國潛在經濟增長率將呈緩慢下降趨勢
從長周期來看，以2008年次貸危機為分水嶺，全球經濟正處在新技術和新產業尋求突破的時期，新的技術周期尚在孕育之中。從中周期來看，過去33年中國已完成經濟起飛階段的必要積累，未來18年將處于完成工業化階段的重要轉型期。從短周期來看，中國正處于經濟刺激計劃拉動作用減弱的時期。多重周期力量交織，未來中國經濟將如何發展？
（1）資源環境約束明顯，傳統粗放式擴張模式不可持續
長期以來，中國經濟過度依賴投資增長模式，付出了巨大的資源環境代價。過去十年間，中國的環境退化和資源枯竭所造成的成本已經接近GDP的10%。中國人均耕地面積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40%，可用耕地面積已接近18億畝紅線；人均淡水資源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全國有60%的城市供水不足，年均缺水量超過500億立方米；中國人均礦產資源僅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二分之一，但消耗量卻排在世界前列。分析表明，在現有的增長模式下，仍要保持GDP高速增長難度較大；而逐步放緩到7%左右的增長，則可有效減輕資源供給的壓力。
（2）人口紅利逐步減弱
一是人口總量仍將持續增長，但勞動力比重緩慢下降。2011年，中國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比重為2002年以來首次下降，以及近年來東部地區出現民工荒及工資成本上漲，預示著“劉易斯第一拐點”可能已經來臨。我們認為，中國人口總量仍將緩慢增長，可能在2030年左右達到峰值（14億人左右）。中國勞動力總量（15-60歲）則在2012-2015年達到峰值（9.5億人左右），之后緩慢下降，到2030年仍能維持在9億人左右。預計勞動力與總人口之比將由71%下降到64%左右。
二是中國農村仍有大量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2011年，中國第一產業（農業）人員就業比重為34.8%，遠低于發達國家完成工業化時10%左右的水平。以10%計算，若中國到2030年勞動年齡人口保持9億人，則第一產業就業人員只應在9000萬人左右。若假設不發生勞動力轉移，按勞動年齡同步增長計算，到2030年第一產業就業人口將在3.1億左右（2011年為2.7億），至此到2030年以前中國預計將向城鎮轉移2.2億左右勞動人口。這表明中國經濟的勞動力發展條件仍然較好。
三是中國農村的勞動生產率和工資水平與城鎮相比差距巨大，距離“劉易斯第二拐點”仍將有較長時期。從勞動生產率水平看，據中科院2012農業現代化研究報告，目前中國農業勞動生產率僅為世界平均值的47%，約為發達國家的2%。1960年以來中國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了3倍，工業勞動生產率提高了10倍，2008年工農業相差11倍，工農業的剪刀差在擴大。從人均收入水平看，2011年中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之比為3.13:1。再以目前每千人口擁有的企業數量來看，發達國家每千人45個左右，發展中國家30個左右，而中國只有12個左右。隨著中國經濟的增長，企業數及提供的就業機會仍會增長。因此，中國人口紅利仍會在較長一段時期內存在。
四是中國人口同時面臨迅速老齡化的新矛盾。按照中國現有的人口結構與政策，預計到2020年中國60歲以上人口將達到18%左右，到2030年可能接近27%，接近法國、日本等國目前水平。中國總人口撫養比將出現拐點，老年人口撫養比持續上升。中國將面臨“未富先老”的困境。
（3）制度改革面臨瓶頸
總體來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實行了深刻的制度變革，為中國經濟增長提供了巨大動力。但是，近年來中國制度改革有所放緩，市場化進程面臨瓶頸，尤其是要素價格長期實行管制：中國的土地征收和轉讓價格不是市場化的，利益向資本所有者傾斜；對能源和資源價格的管制客觀上加劇了市場競爭的不公平性，對工業生產、資源壟斷部門和出口（國外消費者）形成隱性補貼；政府對部分要素價格管制的同時，對公用事業產品、環保和安全的成本定價明顯缺位，這種缺位使得企業追逐商業利益進而抬高社會成本。要素價格扭曲一定程度上導致了資源錯配、結構失衡，腐敗和尋租現象產生。
（4）技術進步作用有待提升
從現狀來看，中國長期處于世界產業鏈低端，存在核心技術掌握不夠、研發投入水平偏低、國際合作渠道不暢等瓶頸制約。據國研中心統計，中國制造業增加值率僅為26.2%，與美國、日本相比分別低23、22個百分點，尤其是在通訊設備、電子計算機及相關設備制造業領域，增加值率僅22%，低于行業平均水平。
展望未來，從國際經驗來看，如果中國經濟增長路徑與成功轉型經濟體歷史經驗接近的話，那么中國的潛在經濟增長率將在“十二五”放緩，在“十三五”末期明顯下臺階，降幅大致在30%左右。而工業化后期主要發展特征，同樣決定了中國的潛在經濟增長率將呈下降趨勢。
據歷史經驗，一國工業化后期將呈現以下主要特征：一是服務業比重逐步提高。二是工業將向深度加工階段轉化。三是接近世界技術邊界產業核心工序產品比重大幅度提高。四是由大規模引進外資轉向尋求外部投資。經濟增長將由依靠投資、依靠第二產業，轉換到依靠消費、依靠第三產業拉動上來。基于第三產業的特點，資本報酬率將會逐步下降，經濟潛在增長率也會下降。近年來北京、上海、廣東、江蘇、浙江等東部發達地區經濟增速回落，已經開始體現出這一階段的明顯特征。
2.中國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較小
（1）目前中國人均GDP已超過了部分拉美和東南亞國家出現中等收入陷阱時的水平
從時間窗口來看，2011年，中國人均GDP已經超過5000美元，遠超拉美國家在人均3000-4000美元出現中等收入陷阱時的水平。除非出現重大動蕩或國內經濟金融危機，中國落入拉美和類拉美國家曾經歷的那種含義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已經很小。預計到2020年，按現行匯率計算，中國人均GDP將會達到11000美元，跨越世界銀行定義的高收入國家標準。
（2）中國具備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有利條件
第一，中國融入世界經濟全球化進程不可逆。2002-2011年十年間，歐、美、日對中國市場的依賴程度分別由3.9%、3.2%、9.6%提升至8.7%、7%、19.7%。同期，新興經濟體中，俄羅斯、巴西、南非對中國市場的依賴程度分別由6.8%、4.2%、1.7%提升至7.1%、17.3%、12.1%。中國正逐步打破國內地理、社會和制度各方面的制約，深化產業分工，發揮比較優勢，保障主導產業獲得規模經濟等方面取得突破，以進一步在全球化紅利中受益，為順利完成工業化奠定基礎。
第二，中國具有巨大的區域梯次發展空間，經濟增長潛力仍然巨大。就人口、資源和土地面積而言，中國31個省份大體可與國際上中等規模國家接近，且各省之間資源稟賦、發達程度等各不相同，在客觀上形成了要素供給和產業發展中的互補性，增加了中國經濟增長的回旋余地和可持續性。
未來18年，中國東部地區將從原來的產業融合逐漸向資本、信息和人力資源全面融合方向發展，長三角、珠三角地區有可能成為全球若干重要的經濟增長核心區之一；中部地區總體進入一個發展速度加快、規模增大和結構趨優的階段，可能形成除省會城市外的多個經濟中心、一批中等城市快速發展格局；西部、東北地區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度將明顯提高，并利用與東北亞、東南亞、中亞等多個國家邊境相連的優勢，逐步形成若干個經濟聯系比較密切的次區域經濟合作區。中西部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中小企業的設備投資等都將帶動機器制造業和材料工業的發展，由投資帶動的市場需求將快速擴大。
第三，中國消費結構繼續升級演變，逐漸成為擴內需主導力量。一是目前中國居民的消費水平還較低，消費結構升級逐步推進。二是中國城鄉收入差距可能逐步縮小，這對消費增長將形成積極支持。三是從消費的生命周期看，隨著人口老齡化，當前注重家庭積累的一代人屆時將進入積極使用其積累的時期。綜合這些因素，可以認為中國消費結構升級、消費需求增長的速率都將很快。
第四，中國城鎮化進程的加速推進，將產生巨大的經濟推動力。據相關機構測算，到2030年中國城鎮化率將達到70%以上。按照這種發展趨勢，到2030年，中國城市人口有望達到9.8億左右。城鎮化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一是通過勞動力的轉移，緩解勞動力總量下降對經濟增長帶來的限制。二是城鎮化對社會需求的拉動。如果到2030年前實現2.2億勞動人口的城鎮化，那么意味著將產生巨大的投資需求。三是城鎮化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帶動作用。據測算，城鎮化率每提高1個百分點，將帶動產業結構升級0.49個百分點。城鎮化將成為中國經濟長期增長的重要引擎。
3.對中國未來經濟發展趨勢的判斷
綜上所述，從國際經驗來看，中國具備東亞模式的鮮明特征，未來增長路徑將與東亞成功轉型經濟體歷史經驗接近；據建立經濟增長模型定量分析，并結合資源環境約束、工業化后期發展特征等定性考慮，中國的潛在經濟增長率將呈緩慢下降趨勢；從中國經濟體自身特點分析，未來仍具備融入世界經濟全球化進程不可逆、具有區域梯次發展空間、城鎮化進程加快、消費潛力巨大等有利條件，可支持中國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世界和平發展的前提下，中國經濟將增長將由高速轉向中速，預計在2012年-2020年期間GDP增速回落到7%左右區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