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往十年銀行和金融系統的改革歷程及因果關系，在央行副行長劉士余日前的一次演講中一覽無余。確實，如果以2003年為起點，整個商業銀行系統在宏觀層面完成了“起沉疴、去痼疾”的歷史使命。但是，正如劉士余所言，銀行改革的未盡之處，就是微觀層面的股東結構依然有待完善。未來十年，如果考慮到國有資本的利用效率問題，國有資本保持在國有商業銀行中如此之高的占比實際意義并不大。
　　此言不虛。翻閱四大行股東比例數據可知，國有股東占比最低的建設銀行，中央匯金投資公司的持股比例達到57%，工行、中行國有股東的持股比例則在65%以上，農行前兩大股東持股比例合計已經接近80%。
　　這一格局，很大程度緣于歷史原因。國有大行改制啟動之初，尋求合適的發起人確實不易。劉士余舉例說，建設銀行依據公司法尋求五個發起人之時，曾經一度非常費勁。中國銀行改制之時，甚至只能以中央匯金獨家發起來成立股份公司。以銀行在中國金融體系中的重要性，以及國有大行在整個銀行體系之中的地位，彼時的改制當屬非常舉措。后來的上市進程亦證明了這一點——因為國有資本意味著國家信用。正是依托這一點，財務狀況曾經一度極為窘迫的幾大國有銀行才得以從市場順利引入資本和管理機制。
　　十年后的今天，國有大行面臨的問題早已不是如何浴火重生，而是如何進一步提升效率以在經濟發展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可以說，這一問題已經迫在眉睫。過去數年間，監管當局亦曾多方嘗試，以求將國有大行獨享的資金和網絡資源優勢與中小民營企業對接，其成效固然可觀，但仍然難以稱得上盡善盡美。反倒是在經營慣性推動下，政府融資平臺等揮之不去的風險陰影，讓市場的手心捏著一把汗。
　　在央行力推利率市場化的大背景下，國有大行沿用現有的組織模式，其市場空間能否依舊廣闊無人能夠預測。而我們觀察到，股份制銀行由于股東結構多元化，其迸發出來的經營活力和市場適應能力著實讓人刮目相看。究其根源，微觀層面上市場化改革更徹底，當是這些銀行持續創新的本源所在。
　　因此，身為監管者和改革歷程的見證者，劉士余的判斷確實一針見血。未來國有大行能否延續這一微觀層面的改革，值得我們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