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改革是最大的紅利”，到“空談誤國，實干興邦”，新一屆領導集體正釋放出全力推進新一輪改革的信號。而打破資源和權力的壟斷，深化勞動力、資源、利率、匯率等要素價格的改革，必將要求政府自身有更大的改革，特別是對自身權力的切割。一言以蔽之，讓“政府”與“市場”歸位。
2013年的“兩會”注定會與往年有所不同，因為這次“兩會”更可能為未來中國確立新一輪改革的時間表和路線圖。可以說，中國是改革開放的最大受益者，中國1979年以來的歷史就是一部改革開放的歷史。然而，改革從來不會一勞永逸，改革也需要“與時俱進”，當過去不徹底的改革成為經濟社會下一步發展的羈絆時，中國需要確定與執行新的改革路線。
新一輪改革
真正標志是推動“存量改革”
從“改革是最大的紅利”，到“空談誤國，實干興邦”，再到習近平總書記重走鄧小平1992年南巡之路，新一屆領導集體正釋放出全力推進新一輪改革的信號。那么，什么是新一輪改革的標志？筆者認為，歸根結底，那一定是對存量的改革，因為改革的本質必然是利益的重新分配，是打碎既有的利益格局。
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后，中央政府相繼通過了分稅制、國企改制、住房商品化、耕地保護制度等等重大改革，但大部分改革只走到了半途就難以繼續推進了。因為一些改革的獲益者，為了維護自身的既得利益，總是希望維持甚至擴大行政權力廣泛干預市場和經濟體制的“雙軌”狀態。
最突出的就是住房商品化改革。在當下的中國，房地產代表著土地GDP及其財富的分配，由于土地產權是通過土地市場中的層層委托、分級代理來實現的，但過長的代理鏈中每級代理的內部責權都不清晰。房地產改革一手連著經濟，一手連著民生；一手連著政府，一手連著社會。要真正觸及中國房地產市場的矛盾，就必須真正解決土地財政問題，并形成全面系統的房地產市場公共政策，而這必然要涉及土地政策、財稅政策、保障政策、金融政策等利益的重新調整和資源的再分配。因此，中國必須找準幾個核心領域尋求新一輪改革的重點突破，并帶動全局改革，或許房地產就是這樣的重點領域。
新一輪改革
既要“效率”更要“公平”
改革開放是一場深刻的制度變革，它為中國經濟增長注入了巨大的動力。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公平與效率的政策經歷了打破“平均主義”、落實按勞分配政策；到提出公平與效率關系并逐步確立和實施“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政策的曲折過程。上世紀80年代農村改革調動了農民積極性，大大提高了農業勞動生產率；90年代國企改革為中國工業發展注入了活力；而進入WTO之后，中國產品開始走向全球，并成為全球最大的制造業大國、出口大國，可以說，在改革開放的觸動下，中國國民經濟的蛋糕越做越大，這些都反映了我們全力追求高效率的成果。
然而，“改革紅利”并未在全體國民中得到公平合理的分配，偏重強調高效率，也使社會不公平問題日趨嚴重，原有的權力體系逐步強化，權力尋租、資源壟斷正成為固化的權力體系。比如，我國在初次分配中存在許多不合理的收入差距擴大因素，最為突出的是各種形式的壟斷。那些掌握著壟斷性特權、壟斷性資源的階層迅速聚斂了大量的財富。因為掌握權力的人可以利用權力來干預收入分配、資源配置和各種社會經濟活動，使其發揮了巨大的財富調整力量。由瑞士信貸銀行資助、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進行的研究顯示，中國家庭財富有多達9.3萬億人民幣（相當于中國GDP
30%的收入）沒有被列入官方統計中，其中80%（約7.4多萬億人民幣）由富人持有。因此，新一輪改革的重點必須打破資源壟斷和權力循環，給經濟公平、社會公平、機會公平以空間。
新一輪改革
必須讓“政府”與“市場”歸位
十八大報告提出，要“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道路”。而“新四化”歸根結底就是要遵循“市場化”原則。實際上，市場化改革是中國幾十年來遵循的發展主線。市場化改革為中國30年持續的高增長釋放了巨大的活力空間，但也出現了明顯的“二元化”特征：一方面過度管制，形成了產業壟斷和產業管制壁壘，而另一方面缺乏管制和管制無為，造成無序競爭。
市場經濟體系的“二元化特征”，與政府對自身的角色定位密切相關。中國政府作為強勢政府，具有迅速組織資源的強大能力，這是促成中國實現“增長奇跡”的關鍵所在，然而問題的關鍵在于，政府不能用權力干預經濟、不能將政府動用資源常態化，最終變成政府代替市場。目前，地方各級政府正在不斷擴權，結果是市場成長的空間大受壓制。政府對微觀經濟直接干預管制以及對國有企業的隱性補貼，在某種程度上形成了對市場的替代和擠出，導致市場資源配置扭曲和信號失真。而在提供公共產品（社保、醫療、教育、住房）、構筑市場秩序和規則（法治、信用）方面卻出現了“缺位”和“空位”。政府失靈與市場失靈一樣增加了負外部性和摩擦成本，降低了經濟運行的效率。
歸根結底，推動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的力量因素是通過資源的重新配置，來提高效率，而這必然要依靠市場化的力量。事實上，在那些隨著資源約束改變而改變發展方式的國家和地區，幾乎無一例外都有著切實得到保護的產權制度（包括知識產權），市場始終處于資源配置的基礎性地位。
所以，當前的中國最需要的并不是政府救濟式的反哺，而是應該盡最大可能打破資源和權力的壟斷，繼續深化勞動力、資源、利率、匯率等要素價格的市場體制改革，通過要素松綁釋放要素效率，而這必將要求政府自身有更大的改革，對自身權力的切割。正如溫家寶總理昨天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所說的那樣：堅持民主監督、法律監督、輿論監督，健全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體系，讓人民監督權力，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一言以蔽之，讓“政府”與“市場”歸位，是中國能夠真正創造的“制度紅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