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新的中央領導集體首次亮出了“經濟牌”，會議上的許多新提法、新理念和從中傳遞出的新信息，都對判斷2013年乃至未來很長一段時期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走向具有重要的參考和指導作用。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財經戰略研究院院長高培勇認為，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格局在政策定位、政策作用、政策目標和政策搭配四個方面發生了重要變化，這些變化將在很大程度上左右著2013年以及未來一個時期中國經濟的走向。
經濟參考報：您認為，與以往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相比，此次會議在宏觀政策定位上都有哪些變化？
高培勇：以往舉凡涉及宏觀經濟政策功能定位問題的時候，一般都是立足于經濟發展領域的，而且都是要突出經濟快速增長或以經濟快速增長為核心的。回顧一下歷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提法，就會發現，上個世紀90年代，我們提的是“持續快速健康”。進入本世紀之后，先后是“持續快速協調健康”、“平穩較快”、“又快又好”、“又好又快”，近兩年又回到“平穩較快”。總之，宏觀經濟政策的功能定位，總是少不了一個“快”字。
與以往有所不同，這一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圍繞宏觀經濟政策功能定位的表述，用的是“實現經濟健康持續增長和社會和諧穩定”，不僅第一次少了“快”字，而且，還同社會發展相對接，將宏觀經濟政策視野延伸到社會發展領域。這顯然是一個很重要的變化。
以“健康持續”而不再是“平穩較快”來表達我們對于經濟發展的追求，并且，將“社會和諧穩定”與“經濟健康持續發展”并列，共同作為宏觀經濟政策的功能定位。
經濟參考報：這種功能定位的轉變有什么深層次含義？
高培勇：這至少向我們揭示了四層意思：
第一，隨著我國工業化進入中后期，經濟由高速增長轉為中速增長并進入個位數增長階段。對于這一規律性現象，人們已經漸趨形成共識。
第二，隨著這一輪國際金融危機的演變，人們對于這場危機的長期性和深刻性，也已經逐漸形成共識。比如，已經有這樣的判斷，世界經濟低速增長態勢仍將延續，何時走出危機難以預測；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在國際環境方面的內涵和條件發生很大變化，不再是簡單納入全球分工體系、擴大出口、加快投資的傳統機遇，而是倒逼我們擴大內需、提高創新能力、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新機遇；經濟增長下行和產能相對過剩矛盾有所加劇，我們必須抱有憂患意識。
第三，隨著經濟增長速度的放緩，經濟發展的立足點必須轉到提高質量和效益上，轉而追求尊重經濟規律，有質量、有效益、可持續的速度。對此，人們已經漸漸形成共識。并且以此為基礎，也已經形成了五個具體的衡量標準。即無水分的增長、伴之以就業增加的增長、經濟增長與居民收入增加同步的增長、伴之以效益增加的增長、資源環境可支撐的增長。
第四，隨著當前中國的各方面社會矛盾步入高發期和凸顯期，人們對于中國的經濟增長和社會大局穩定之間的關系，對于發展、穩定和改革之間的關系，也已經有了高度的共識。將“社會和諧穩定”與“經濟健康持續發展”并列，共同作為宏觀經濟政策的功能定位，從而將經濟發展領域同社會發展領域相對接，將經濟的健康持續發展與社會的和諧穩定相聯系，也就成為一個相當重要的選擇而納入宏觀經濟政策的視野。
經濟參考報：傳統經濟學意義上的宏觀經濟政策，歷來是作為反經濟周期的工具來發揮作用的。所謂“逆風行事”——經濟衰退時期實施擴張性操作，通貨膨脹時期實施緊縮性操作，便是對其所具有的宏觀調控作用的恰當概括。而這次會議則提出要兼容“逆周期調節與推動結構調整”，這種政策作用的變化是出于何種考慮？
高培勇：在我國的實踐中，起碼自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以來，無論是最初的“積極適當配”，還是后來的“積極穩健配”、“雙穩健配”以及近幾年的“積極適當寬松配”、“積極穩健配”，都是立足于其逆周期調節的作用而布局的。
與以往單純致力于發揮逆周期調節的作用有所不同，這一次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所用的表述是“充分發揮逆周期調節和推動結構調整的作用”。換言之，2013年的宏觀經濟政策，必須兼具逆周期調節和推動結構調整兩個方面的效能。這自然是有深刻的原因和考慮的。
第一，隨著全球經濟的持續震蕩和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問題更加突出，越來越多的事實已經表明，這一輪的國際金融危機，系周期性因素和結構性因素相交織的產物且主要由經濟結構失衡所引致。真正意義上的復蘇不可能在現有的經濟結構基礎上實現。要使經濟走上健康持續發展的軌道，必須加大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力度，徹底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第二，當下的中國經濟，正陷于“經濟增長下行壓力和產能相對過剩”矛盾相交織的怪圈之中。只有雙管齊下，兼容逆周期調節和推動結構調整兩種效力，方可能讓宏觀經濟政策的布局對接上中國經濟的現實。
第三，在反危機的過程中避免傷及經濟結構，或者說，不以傷及經濟結構為代價換取反危機目標的實現，在當前，留給我們的幾乎唯一的選擇，就是從產業結構的調整入手，通過化解產能過剩矛盾、緩解經濟下行壓力，最終實現以結構調整推進經濟增長或經濟增長與結構調整彼此兼容。
經濟參考報：縱觀近幾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你認為，與前些年相比，宏觀經濟政策目標有哪些顯著變化？這些變化反映了哪些問題？
高培勇：在這一輪反危機的操作中，最初的宏觀經濟政策目標是鎖定于“保增長”的。當把保增長作為壓倒一切的任務時，我們自然可以集中力量打殲滅戰，全力加以追求。后來，隨著經濟形勢的緩解和變化，保增長為“穩增長”所替代，同時，宏觀政策目標也逐漸多了起來——在穩增長之后，先是因流動性過剩驅使物價上漲而添加了“控物價”，后來又隨經濟結構問題日益突出而添加了“調結構”，以致形成了由“穩增長、調結構和控物價”所組成的所謂三重目標。
2013年，隨著前幾年反危機操作中舉借的各種債務陸續進入清償期，財政金融領域存在的風險隱患逐漸凸顯，守住不發生系統性、區域性金融風險的底線，便成為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的一項重要任務。于是，這一次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上述三重目標的基礎上，又將“防風險”添加到宏觀經濟政策系列性目標的行列中，從而形成了由“穩增長、控物價、調結構和防風險”所組成的四重目標。
經濟參考報：當目標不再是一個，而是三個、四個甚至多個時，我們便不得不將宏觀調控資源分散使用，著眼于同時攻取多個陣地、同時實現多重目標。您覺得，這向我們傳遞了哪些信息？
高培勇：對于今年宏觀政策目標，我認為主要透露出三方面信息。
第一，2013年的宏觀調控操作，應當在穩增長、調結構、控物價和防風險之間周旋。這意味著，當前宏觀經濟調控的空間已經被大大壓縮，空間相對狹窄。
第二，即便穩增長的需要已經變得十分緊迫，即便要把穩增長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我們也不能像過去曾經做到的那樣，全力追求或把主要的精力投向于穩增長，而必須兼顧多重目標的實現或平衡。
第三，在多重目標的牽制之下，當前的宏觀調控頗似一場“拔河賽”——哪一方面的壓力(形勢嚴峻程度)來得大，宏觀調控的資源配置便會向那一方面傾斜。故而，宏觀調控的目標排序或作力重點難免搖擺不定。
經濟參考報：以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做出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的決策為契機，我國已連續實施兩年的“積極穩健配”宏觀經濟政策搭配格局延續至第三個年頭。那么，這個“積極穩健配”與前兩年相比有何不同？或者說有何新的政策意義在里邊？
高培勇：此“積極穩健配”非彼“積極穩健配”，我國的宏觀經濟政策歷來有名實之別。在相同的宏觀經濟政策稱謂下，往往隱含著不同的實質內容。仔細地盤點一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相關部署，便會看到，相對于以往，2013年的“積極穩健配”系一種趨向于穩健的宏觀調控安排。
第一，鑒于當前主要歐美日等發達經濟體正在陸續推出新一輪量化寬松政策，由此必將帶動全球主要貨幣大量放水，潛在通脹和資產泡沫的壓力再度全面加大，其溢出效應必將影響我國；鑒于我國的財政金融領域存在的風險隱患正在蓄積和凸顯，隨政府換屆可能出現新一輪的地方融資平臺沖動；也鑒于以往流動性過剩帶來的通脹壓力始終未能緩解，包括外部輸入和內部新增在內的新一輪通脹壓力正在生成，凡此種種，都將極大地牽制或壓縮貨幣政策的作為空間，使其不得不將其主要精力投入于控物價和防風險。
第二，從構成積極財政政策的三個支點——增赤、減稅和擴支——看，2013年的財政赤字固然會相應增加，但在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美國“財政懸崖”以及我國財政金融領域風險隱患等方面因素的陰影下，財政赤字必須控制在3%的國際安全線以內；減少稅收顯然是2013年積極財政政策的主要載體，但常識告訴我們，較之于擴大支出，減少稅收帶來的擴張性效應相對較小、相對間接；擴大支出的操作固然可用，但在2013年將不能不有所節制。各級政府不僅要厲行節約，嚴格控制一般支出，而且要把錢用在刀刃上——非做不可、不干不成的重要事項。所有這些，都將在一定程度上減弱積極財政政策操作所能產生的擴張性效力。
第三，在邊際效應遞減規律的作用下，擴張性操作的藥效已經有所下降。這意味著，即便再用2008年和2009年那樣的超劑量、大規模的經濟擴張措施，其所能產生的擴張作用也不會達到當年的程度。這同時意味著，為了實現有質量、有效益、可持續的經濟增長，在不斷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不斷優化經濟結構中實現經濟的健康持續增長，我們必須兼顧穩增長、調結構、控物價和防風險等多重目標，在逆周期調節和推動結構調整之間走出一條彼此協調、互相照應的路子。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后，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格局已經發生了至少四方面重要變化。首先，宏觀政策定位實現“經濟健康持續發展和社會和諧穩定”；其次，宏觀政策作用兼容“逆周期調節與推動結構調整”；再次，宏觀政策目標兼顧“穩增長、調結構、控物價與防風險”；最后，宏觀政策搭配在“積極穩健配”的名義下趨向于穩健。這些變化對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進程將產生十分重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