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仍有不少分析人士從微觀數據和微觀經濟層面出發認為中國經濟并未觸底回升，但是從各種宏觀數據看，中國經濟似乎已經探底并企穩回升。目前，對中國經濟近期增長趨勢的判斷主要有3種主流觀點，即維持一段時間低速增長后回升的“U”型增長態勢、短期內回升的“V”型增長態勢以及維持較長時期低速增長的“L”型增長態勢。無論各方怎么研判中國經濟走勢，始終繞不開中國經濟增長動力和風險的話題。分析人士對中國經濟增長動力的分析側重于改革紅利、人口紅利、制度紅利和全球化紅利等方面的規模增減和結構優化，爭論點聚焦在重啟經濟增長動力的可能性、方式和路徑上。積極派認為，中國仍然能夠形成挖掘高速經濟增長潛力的10年-20年黃金期；消極派則認為，中國經濟可能會維持較長時期的低速增長。無論是高速還是低速，也不管是高質量還是低質量，中國經濟在增長過程中將面臨各種風險。筆者認為，中國經濟的中長期風險大于短期風險，未來的宏觀調控重點應該在穩增長的前提下構建和完善應對中長期風險的長效機制。
外部經濟環境仍存繼續惡化的風險
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仍在蔓延，全球經濟失衡仍在持續。首先，歐債危機陰影揮之不去，仍有繼續惡化的可能性。雖然2012年10月份的歐盟峰會就銀行業單一監管機制法律框架達成一致，在此之前，歐元區財長會議正式決定啟用5000億歐元的歐洲永久性救助基金——歐洲穩定機制(ESM)，但仍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危機，也難以提振市場對歐盟經濟區的信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12年10月份的《全球經濟展望》下調了對歐盟今、明兩年經濟增速預期，分別降至0.4%和0.2%。甚至有部分專家認為，歐債危機還將持續數年。歐盟是中國第二大貿易伙伴，歐盟經濟低迷，給中國對歐貿易的負面沖擊無疑是巨大的。其次，美國經濟仍在艱難復蘇，動力有所減弱，尤其是“財政懸崖”對市場具有較大抑制作用。近期，其主要經濟數據多遜于預期。2013年將自動觸發大規模減支和增稅措施的所謂“財政懸崖”政策前景的不確定性在一定程度上進一步抑制了企業投資增長和消費者支出，美國若跌入“財政懸崖”，經濟將受到重創。中美經濟的互補性和競爭性都很強，美國經濟復蘇進程緩慢對中國經濟不利。另外，由于長期財政赤字，主要發達經濟體不得不動用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歐元區、美國和日本相繼用量化寬松保持較低的借貸和還債成本，這將會導致大量投資資金流竄到新興市場套利，造成股票市場和房地產市場泡沫化，而一旦資金逃逸，將產生市場大起大落的風險。
內部新舊矛盾交織的風險
中國經濟仍面臨不穩定、不平衡和不可持續風險，短期經濟風險很突出。首先，地方政府債務風險不可小視。今、明兩年是一些地方政府債務還款的高峰期，由于部分地方政府財力結構單一，尤其對“土地財政”依賴性很強，債務違約風險增大。其次，新一輪銀行壞債風險或已顯現。據統計，由于新增貸款增長遠快于違約增長，整個銀行業的不良貸款率二季度微幅降至0.9%，但中國各銀行的利潤增長已從前幾年的平均大約30%，放緩至現在的接近10%，這表明，銀行公布的數據或掩蓋了銀行業的壞賬率。當中國央行邁開放開利率管制步伐時，銀行長期將息差當作主要利潤引擎的作法將不可持續。再次，“影子銀行”、不規范的民間借貸與房地產等泡沫經濟結合，一旦資金鏈斷裂，中小企業和利益相關者受到沖擊后引發的群體性事件概率變大。
外部風險大于內部風險
對中國經濟短期風險而言，外源性風險大于內生性風險。主要外源風險因素包括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大幅波動、尤其是糧食價格上漲沖擊，國際短期資本大舉進出中國市場；如前文所言，短期的主要內生性風險包括地方融資平臺、房地產泡沫、銀行呆壞賬等。由于美國、巴西等主要糧食生產國發生自然災害，加上包括俄羅斯在內的一些國家限制性出口預期增強，國際糧食價格不斷趨高。在去杠桿化的過程中，歐洲金融機構將從全球其他經濟體大量撤資。雖然對外貿易依存度逐漸下降，但中國對外資的依賴仍然很強，撤資將會對經濟造成沖擊。
外部風險“樹欲靜而風不止”
此次全球金融危機是美、歐等發達經濟體長期經濟運行中的深層次矛盾的集中爆發。以主要發達經濟體內需為全球經濟增長主要動力的時代將漸行漸遠，將開始長期的深度大調整：一方面，全球經濟格局調整中的利益博弈帶來了不穩定性。隨著全球經濟大變革、大調整，新興大國與守成大國之間的利益博弈日趨尖銳，對舊的國際經濟秩序提出挑戰，過去建立在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利益格局基礎上的國際治理格局已不再適應全球金融經濟發展的需要，中國承擔更大、更多國際義務和責任的壓力變大。近年來，尤其在次貸危機和全球金融危機后，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GDP總量占世界經濟的比重不斷提高，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已超過50%。守成大國式微、新興大國崛起從另一方面說明，一些發達國家和新興經濟體將目光轉向中國，希望中國能在世界市場中發揮更大作用。另一方面，亞太地區經濟具有不確定性，并有爆發主權債務危機的可能性。如果不出現重大科技革命，美、歐等發達經濟體潛在生產率難以出現大的提高，亞太地區被認為是未來最具發展潛力的區域，美國“重返亞太戰略”就是例證，但同時也最具不確定性。而且，中國長期外匯占款增加和近期對越南等其他亞洲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增加，這說明有較大部分國際資本重返亞洲，加上日本債務率一直居高不下，不得不讓人擔憂亞太地區、尤其是亞洲再次爆發主權債務危機。以上雙重外部風險給中國經濟造成的壓力是無法真正規避的。
內部風險：改革勇氣不足的風險
從中國經濟中長期的內部風險來看，在深化改革、促進經濟發展的過程中經常伴隨一些常見風險，如經濟增長波動風險、物價波動風險、金融風險、糧食安全風險、能源安全風險，甚至還有資產價格泡沫、地方債務風險等。從另一個角度看，更令人擔憂的也許是阻礙推動改革的一部分既得利益者。要推動和深化改革，很多領域已經凝聚了共識，不缺乏改革智慧，但匱乏的可能是敢于向一些利益沉淀固化已久領域“開刀”的改革勇氣。要全面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現代社會，必須營造獲取社會財富的公平環境，糾正市場機制導致的收入分配差距過大。雖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發展中不斷完善，但仍然沒有擺脫一些難以解決的利益分配問題：一方面，一部分先富階層人為制造壁壘，對后來者通過努力致富形成阻礙；另一方面，一部分實力強大的既得利益集團“捆綁”資源分配機構，阻礙改革前進步伐。毋庸置疑，絕對的極端仇富心理不應提倡。然而，當一個社會中擁有權利和能力的人不能獲得公平機會，失去了起跑線上的平等，將不利于公平競爭，最終也不利于社會長治久安。
內部風險大于外部風險
此輪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的最大沖擊是延誤了中國正在進行的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使得中國被迫采取大規模短期效果更明顯的經濟刺激政策，而這將以犧牲經濟結構調整為代價。雖然中國經濟與外部市場的同步性正全面提高，但由于內部制約因素很多是長期累積的基礎性和結構性問題，內部的挑戰和影響都會大于外部。一是仍沒有形成有利于科學發展的財稅體系。二是仍存在一些扭曲的經濟機制，比如生產要素價格形成機制不能完全反映市場供求和經濟成本等。三是經濟基本制度和市場體系仍需健全，比如壟斷行業改革等。四是其他領域改革，比如收入分配改革的社會領域改革等。
盡管有不少學者對中國經濟近期出現的矛盾和困難表示擔憂，但是我們仍宜立足當前的同時放眼長遠，更多地思考制約經濟轉型的觀念和制度因素，只有找到中長期風險源才算真正發現了風險的“穴位”。
政府職能轉變不順的風險
對中國經濟中長期風險而言，可能有一些是風險的外在表現而不是風險本身；而有一些既是風險的源頭也是表象。找到風險源是防范風險的關鍵所在。很大一部分經濟風險源自政府職能定位模糊造成的政府“越位、缺位和失位”，外在表現就是政企、政資、政事和政社關系沒有理順。以政企關系為例，政府經常開具“藥方”，指揮市場“干這個、干那個”，重點支持一些目前在國外發展得很好的產品和產業，而忽視了市場的主動性、積極性和中國國情。政府不通過降低準入門檻、孵化創新平臺，深化財稅制度、金融制度、會計制度等制度改革，為企業充分競爭、提高效率服務鋪平道路，就會人為地積累降低經濟效率的風險。由此，要深化行政體制改革，實現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政事分開、政社分開，切實轉變政府職能，調動各種要素的積極性，實現要素自由流動和優化配置，而不是政府“單干”。近期，中央政府取消和調整幾百項行政審批項目，是轉變政府職能的積極信號。
地方政府盲目轉型升級的風險
調動地方政府積極性，在夯實體制、機制的基礎上，以人為本，通過技術創新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非常關鍵。如果一味追求投資規模而不重效率，這樣的經濟轉型升級短期似乎很好看，對長期經濟增長有百害而無一利。最近，筆者去某縣作了一次調查，重點參觀了一個再生資源開發園區。在園區中，至少有幾十家廠房外掛“某某縣某某再生資源開發有限公司”，但是廠房內外卻門可羅雀，既無生產設備，也無工作人員。經過與園區內少有的工作人員交流發現，大多數廠房幾年內都處于閑置狀態。地方政府結合本地資源優勢，著力發展特色產業和優勢經濟，本無可厚非，但是盲目招商引資，最終演變成“圈地———騙貸款———搞房地產———吹大經濟泡沫”的惡性循環，對地方經濟長期可持續發展是不利的。一些地方政府簡單地進行所謂的轉型升級，不僅短期不符合中國經濟轉型的需要，而且中長期內將累積大量風險，不利于經濟轉型。
企業止步于創新的風險
在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和完善內部管理的基礎上，企業發展的動力源泉是技術創新和各種資本積累。誠然，按照邁克爾·波特的企業競爭理論，可持續的企業競爭力與以下5個外部因素密不可分：供應商的討價還價能力、購買者的討價還價能力、潛在競爭者進入的能力、替代品的替代能力和行業內競爭者現在的競爭能力，但是真正推動企業長足發展的仍然是源源不斷的技術革新、人力資本和資金資本。目前，國內一些企業、尤其是大型企業，將企業發展戰略的重心放在爭取各種政府資金支持和扶持政策上，而止步于為企業營造寬松的創新環境，這對提高單個企業競爭力，乃至整個產業競爭力是不利的。當然，這與政府的資金和政策遴選制度密不可分。保證支持政策的公平性和合理性，對幫助提高企業創新動力也非常重要。
化解和防范中國經濟風險，應以中長期風險為根本，扎實推動關鍵領域改革，為深化全面改革設計基本制度，同時警惕改革過程中的小概率事件。
短期內冷靜應對經濟下行壓力
由于受多重外部因素拖累，未來較長時期內中國經濟將保持中速運行。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中國經濟將出現“硬著陸”。近期，要密切關注一些經濟先行指標，尤其警惕短期資本對國內市場造成的沖擊。緩解短期經濟下行壓力，首先，仍然需要借助投資驅動，關鍵是通過側重投資質量和結構提高投資效率，可將投資重點放在投資邊際效率高的領域。其次，提高現代服務業比重，增加可外貿的服務業比重。再次，通過財稅和金融政策優惠鼓勵消費升級，不斷提高居民平均消費傾向。最后，落實和完善結構性減稅政策，減輕企業負擔，促進服務業發展。
中長期深化財政和金融領域改革
防范和化解中國經濟中長期風險，應重點著眼于“牽一發而動全身”的改革，不能僅搞修修補補的改革。筆者認為，切中主要利益相關主體要害的仍然是財政和金融領域，應在改革和發展中解決問題。
今后財稅改革的重點是：健全財力與事權相匹配的財政體制，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完善預算編制和執行管理制度，提高預算的完整性和透明度；推進稅制改革，完善有利于科學發展的稅收制度。
中國金融改革的大方向是建立現代金融體系。改革重點不應放在金融產品創新和金融機構資產負債規模上，而應著力在利率市場化基礎上，完善促進債券市場健康、平穩和快速發展的長效機制，提高市場參與主體的多元化程度，鼓勵按照市場化的交易規則和制度安排參與市場競爭，最終為促進建立和完善契約信用關系以及多層次金融市場發展，服務實體經濟。同時，堅決破除阻礙金融創新的行政審批束縛，鼓勵多種市場主體在金融產品、工具、機構和模式上加大創新。較之發達國家，中國金融業在體制機制、金融機構、市場深度、人才隊伍、金融創新等方面仍有較大改進空間。與發達國家保險和養老金資產占金融資產20%-30%的比重相比，中國保險市場還有很大發展空間。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國應探索建立存款保險制度，逐步建立銀行破產清償制度，建立健全金融機構市場退出機制，減小金融機構尤其是銀行向地方政府和融資平臺大量借貸而無破產之虞的風險。為了保證貨幣政策獨立性，應改變中國人民銀行的隸屬關系。
改革開放優化外部經濟環境
中國經濟前進的動力仍然源自不斷加大改革開放力度，對內改革轉型，對外加快重新戰略布局，不斷提高國際競爭力。在經濟轉型過程中，要提高質量，既要讓人民共享高質量的經濟增長成果，又要提高資本積累質量。防范中長期風險，可以實施的最有效路徑是通過技術創新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和投資效率。一是制度設計必須考慮激勵相容。截至目前，很難找到改革不觸動一部分人利益的領域。因此，要推動改革前進，與其說是要有改革的勇氣，倒不如說要有敢于犧牲個體利益換取整體利益的氣魄。同時，也要研究激勵相容的可行性，制度設計必須是激勵相容的，即所有改革參與人既能保證自己利益，也能最終達到整體利益最大化。二是鼓勵淘汰落后技術，通過創新財稅政策支持企業技術創新。三是開拓全球競爭新領域，在極地、太空、深海和網絡等新的制高點獲取制勝權，尤其是在可能爆發以互聯網技術和可再生能源相結合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中。四是積極參與全球治理改革，爭取主動把握國際經濟規則的話語權和制定權，除不丟失貿易、貨幣等舊的陣地外，還要在氣候融資等領域爭得頭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