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第四季度以來，國際金融資本出現新一輪大遷徙的跡象，主要表現在：作為避險資產的債券、黃金價格下跌，股市、樓市等風險偏好性資產價格上漲，反映通貨膨脹的大宗商品溫和反彈。再從跨國資金流向來看，發達國家貨幣相對新興國家貨幣集體走軟。以上因素相互印證，揭示了全球資本正由防御性配置向進攻性配置的轉變。
　　金融市場一般領先實體經濟3到6個月，根據過往經驗，各項宏觀數據隨后“復蘇”將是大概率事件，那么我們關心實體經濟運行是否真如金融市場預期，而這需要從供需去分析。
　　首先，看影響需求的消費、存貨、投資三大板塊。第一，對短期消費帶動最大的是耐用消費品，去年底以來美國、中國樓市已經出現量價齊升的情況，汽車銷售也已回暖；第二，存貨方面，未來一段時間工業利潤回升將有助產業鏈主動重建庫存，繼續拉高商品價格和微觀需求；第三，最具爭議的是投資。國內圍繞民生和基礎設施領域的投資方向比較明確，但力度和對經濟的帶動作用卻難以把握，房地產投資受政策影響，不確定性太強，另外在國內工業產能整體過剩和企業高負債情況下，各方對產能投資普遍懷疑。總體上，觀察國內投資趨勢需要等待兩會過后。但美國情況則要明朗得多，已經過數年去杠桿的私營部門，在利潤驅使下有望實現投資擴張，包括機器人自動化工業、3D打印、新能源，乃至傳統的房地產領域都有的很大空間，進而推動世界經濟增長并有利中國出口。
　　其次，再看供給面要關注的幾個方面，包括國內信貸資金供給在12月和1月份放量，工業企業產能利用率有待釋放，勞動力工資增長放緩等，這些要素條件在短期都不會對供應構成約束，這里不詳細論述。
　　綜合供需判斷，經濟階段性回暖甚至復蘇可以期待，但筆者卻想借此指出通貨膨脹的潛在風險。有人自然要問，經濟復蘇有什么好擔心的？筆者認為，這里必須引出貨幣乘數和長期債務周期兩個概念。
　　貨幣乘數是指基礎貨幣通過商業銀行信用擴張的倍數，是觀察貨幣供應量的關鍵指標。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資本體系下的經濟增長、信用擴張和貨幣乘數放大具有內在一致性，是金融資本向實體經濟傳導并相互反饋的因果過程，雙方通過資產、負債建立勾稽關系。在過去兩年的信用收縮過程中，發達國家央行為減輕去杠桿的痛苦，投放大量貨幣修復銀行資產負債表，并為政府債務危機疏困。這部分流動性主要在金融系統體內循環，并未經銀行信貸大規模流向實體，導致債券、黃金、消費股等避險類資產高估。隨著經濟轉暖觸發金融市場風險偏好和實體復蘇共振，極可能推動進入新一輪通脹。不過與以往復蘇不同的是，市場蟄伏著的龐大資金，恐加速推高通脹，甚至發展到失控，而這又會對債務市場構成致命打擊。
　　全球正經歷自1929年至1933年以來最大一次債務收縮所引發的經濟調整，脆弱的經濟和龐大債務市場經不起高利率的沖擊。以美國為例，1980年作為分水嶺，前30年經歷若干輪經濟周期和石油危機，整個信貸市場債務規模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大約控制在150%左右。但1980年后的30年，隨著科技革命、全球化帶來的低通脹高增長，卻也縱容了債務擴張，債務占GDP比重躍升到370%，并最終綁架了經濟增長和貨幣政策，成為債務約束下的經濟增長潛力下降。30年來，聯邦基金利率和債券收益率的高點低點逐漸走低，直到現在接近于零。在此情況下，各方是否做好利率突然上升的準備？相信沒有任何人敢輕易得出結論。
　　因此，我們對于當前復蘇不能盲目樂觀，如何拿捏經濟運行節奏，逐步回收流動性，同時調整債務將考驗各國智慧。而站在這個角度來理解20國集團公報呼吁貨幣政策應減少負面溢出效應，以及隨后美聯儲官員終止量化寬松政策的言論，和國內房地產調控、央行天量正回購，或許要清晰很多，畢竟復蘇與通脹賽跑，當金融資本萌動的時候，政策松松油門是有好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