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中國金融脫媒的最主要表現形式，是影子銀行體系在整體金融格局中的“野蠻生長”勢頭旺盛。
　　據央行公布的社會融資總量的歷史數據，從2011年下半年起，我國月度新增貸款在整體融資中的占比持續下滑。這充分表明在這個時間段，我國金融體系正經歷“金融脫媒”的過程。從某種程度上說，正是長期以來我國居民投資渠道有限，相關投資的風險意識不強，才使大量居民存款從商業銀行體系“搬家”，流入所謂的影子銀行系統。
　　影子銀行，據IMF和全球金融穩定委員會的定義，是指正規銀行體系之外的實體及業務活動構成的類似傳統商業銀行的“信用中介”。這些非傳統銀行的部門主要包括典當、小額貸款、私募股權以及其他的財富管理產品。在監管層面不同于傳統的商業銀行，影子銀行幾乎不受監管。中信證券將我國的影子銀行體系劃分為三個層面：以銀行理財產品為代表的銀行表外業務系統，非存款類金融機構但具有信用創造能力的系統，以及廣泛的民間金融系統。并估計我國影子銀行的整體規模約為23-25萬億，約占我國2012年GDP的50%。影子銀行和傳統的金融體系一樣，有資金的供給者和需求者。
　　由于歷史的原因，商業銀行在我國金融格局中處于絕對的主導地位并具有很高的進入壁壘。在長期的利率管制和銀行體系競爭不足的環境下，我國居民的理財通道相當有限。隨著股市在國際金融危機之后進入持續五年的低迷以及2011年房地產行業進入“史上最嚴厲”的調控期，出于對通脹侵蝕財富的恐懼和獲得較高收益意愿的激勵，各地居民遂開始在銀行體系之外追求可提供更高收益率的金融服務和產品。這促成了居民存款搬家和銀行理財產品的大行其道。據瑞穗證券的研究，作為中國式影子銀行的資金提供方的年息目前普遍在10%左右，有的房地產信托產品甚至可達20%。相對于銀行存款利率，這對儲戶具有難以抗拒的吸引力。根據銀監會的數據，去年底我國銀行表外理財產品余額在7.4萬億，信托產品規模也超過了7萬億。理財產品的具體投向，包括信托/信貸類資產，銀行同業存款、債券、和新股等。這種銀行表內風險向表外轉移的過程，在我國居民缺乏相應的理財知識和風險意識的背景下，積累了巨大的系統性風險。
　　盡管影子銀行是在現有的銀行體系之外完成了銀行表內風險向表外風險的轉移，但絕大多數購買銀行理財產品的居民仍然認為，銀行有義務完成理財產品的剛性兌付，或至少銷售這些理財產品的銀行對這些理財產品負有隱形擔保責任。而最終為銀行擔保信用的還是政府信用。這種隱含的信用擔保鏈條，已與具體資金流入的企業或項目無關，反正背后站著以銀行為代表的金融體系信用，最終是涵蓋一切的政府信用兜底。相對于上述投資邏輯，更為可怕的是，那些參與違規“高利貸”游戲的居民的心理：事情不怕鬧大，鬧得越大，政府就越有可能從維護社會穩定的角度出發，盡快收拾殘局。這真十足十地把教科書上的“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理論，“完美”地實踐在了中國式影子銀行上。雖然這種道德風險不斷放大的戲碼，幾乎在所有金融危機之中都曾出現過，但在中國的特殊背景之下，被演繹得更為淋漓盡致。
　　在這種對于政府信用拜物教式的崇拜之下，幾乎毫無例外的對于收益的偏好壓倒了應對風險理該保有的警惕， “只見香餌不見鉤”，投資人完全被各種所謂高收益率的產品牽著鼻子走。而相對缺乏監管和附著于影子銀行體系的利益鏈條也進一步為之推波助瀾。盡管近期銀監會和央行官員在不同場合一再表示，在目前中國不管是理財產品還是信托都有對應的監管機構來監管，中國式的影子銀行并不適用于國際上“游離于”監管層之外的影子銀行體系。央行行長周小川更是在G20會議上表示“中國式影子銀行與國際上完全不同，還有很大發展空間，如果過度討論這個話題，可能會影響中國的金融發展”。從中國金融體系改革的大方向上看，利率市場化和大力發展直接融資，無疑是金融改革不可逆轉的兩個趨勢，但我們也絕不能忽略在這個過程中的風險。從最近幾年的發展趨勢看，針對中國式影子銀行的監管努力和金融機構監管套利的“貓鼠游戲”從來都沒有停止過。在這個領域里，從來都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比如最近財政部等四部門聯合發文，收緊叫停信托和政府融資平臺合作。而監管手段的升級，必然會刺激規避監管的金融創新手段的進一步升級。坦率地說，相對于金融產業的創新能力，監管層的步伐往往是慢上不止一拍，反而刺激風險的不斷積累。
　　無疑，監管層理應通過各種措施強化我國居民的金融風險意識，對中國式影子銀行缺乏透明度，缺乏一致的監管協作，杠桿率高，期限錯配以及流動性錯配等風險特征有足夠的認識，此外，更需要進一步監控相關金融機構在銷售理財產品時的種種不規范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