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生活在天地間，依賴自然資源和社會資源共構而成的物質、能源、信息的組合或轉化才能生存、享受和發展，因此，自然資源構成了人類經濟社會文化發展的第一道“邊界”。中國人口眾多，自然資源相對貧乏，煤炭和水力資源人均擁有量相當于世界平均水平的50%，石油、天然氣人均資源量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十五分之一左右。因此，中國和平崛起迫切需要破解有限資源論的魔咒，突破或延伸自然資源的“邊界”，走出創新發展之路。
　　在一定歷史條件下，自然界的資源有一定總量限度。若沒有技術創新、生產力沒有發展，資源使用效率沒有提高，資源總量就會處于不斷縮減之中，各種礦物和化石燃料，泥炭、煤、石油、天然氣、金屬礦產、非金屬礦產等資源都是在地球長期演化歷史過程中，經歷漫長的地質時期形成的，再生速度很慢或幾乎不能再生，人類對不可再生資源開發利用速度過快，只會消耗而不可能保持其原有儲量或再生。
　　包括土地資源、水資源和各類生物資源等可再生資源可反復利用而不枯竭，但這些資源的再生，也受技術進步和時空結構的限制，可再生資源的時空“邊界”約束，制約了人類可再生利用的限度。再生資源如受到污染，就在長期內不可再生。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人類對這些資源的消耗量與日俱增。金、銀、銅、鐵、鉛、鋅等隨著技術提高可回收利用的效率雖然也在提高，但總體上跟不上消耗速度。
　　自然資源只有當人類利用科技發現并利用為“使用價值”后，才能成為“資源”，否則為“廢物”。只要技術能力達到一定的水平，地球上甚至太空中的物質都可以成為“資源”。理論上講，技術創新將破解資源有限的魔咒，“資源有限”將向“資源擴展”轉變。不過，規模化的工業生產和城市化所形成巨大生產和生活需求，資源短缺，價格上漲，將成為經濟運行的常態。技術進步導致成本下降與資源供應不足，價格上漲導致的成本上升，將成為未來新產業革命過程中不斷出現的新矛盾。當然，如果技術進步快速，原來的廢物可大規模成為資源，將為人類經濟發展提供極大的機遇。2008年金融危機后，美國經濟不僅沒有趴下，反而穩健復蘇，最主要的原因，是美國在頁巖氣開采技術創新上取得了突破，一舉成為能源純出口國，不僅改變了世界能源和政治格局，還從整體上降低了美國經濟的生產經營成本。中國如果聚集舉國體制的優勢，在太陽能技術上出現革命性的突破，提高轉化率，大大降低能源成本，也將筑就中國的和平崛起能源基礎。
　　當然，資源的稀缺性永遠是經濟學第一原則，而技術創新能使新資源不間斷進入經濟活動，并將資源利用對環境的不良影響控制在可承受范圍之內，進而奠定環境保護與優化的經濟技術基礎。但是，面臨資源約束，技術革命也無法全面解決資源供應難題。人類面對的資源，不僅有自然資源，還有人造自然和社會資源，而所有資源都必須與土地資源結合，比如城市不可能無限發放汽車牌照，因為土地資源制約了城市的交通。隨著技術創新、制度創新、金融創新，土地在城市變成了資本化的資源。比如，高層商品房是典型的人造自然，在有限的土地上，通過提高容積率，讓更多的居民入住。高層商品房的出現，使城市克服了土地資源不足的短板，形成了與農村相比獨特的、難模仿的、難轉移的關鍵性的自然與社會交融的新資源。
　　土地是最大的自然資源，而以技術創新、政策創新、制度創新、金融創新為主體的“創新與先行”意識，則是最重要的社會資源。如今在中國南方各地設立的各種先行區，目的就是通過綜合創新，突破自然資源特別是土地資源的約束，走出一條產業升級與經濟結構轉型的新路。而社會資源綜合創新，正是城市和產業發展的必由之路。比如，深圳特區作為國內土地城市化率最高的地區，其新增可建設用地已極為有限。為此，深圳正嘗試突破土地自然屬性的約束，實現土地社會化與土地資本化的創新。比如，深圳原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合法工業用地可申請進入市場流通，鼓勵深圳市社區股份公司、保有富余產業用地的社區企業，以資金、土地、廠房入股等多種形式參與產業項目建設，引導“地主”參與產業轉型升級，以土地資本化的方式提高土地資源利用水平和效益。又比如，深圳前海的土地運營方案，將結合產業細分及升級轉型需要，根據不同產業的生命周期、企業規模和行業特點等，在供應方式、供地年限、地價標準等方面研究制定差別化供地政策，嘗試土地的差別化供應。政策創新如果加上金融創新、制度創新和機制創新，深圳前海有可能形成土地資源利用的創新模式。
　　在我國沿海地區，隨著越來越多的城市土地即將售罄，以制度創新突破土地等自然資源約束，已是“創新型”的城市發展的必然要求。通過制度創新、金融創新、技術創新，提高土地的綜合效益，將土地資本化與城市資產價值提高相結合，或能從此徹底擺脫過分倚重“土地財政”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