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被寄予很高期望的全球經濟治理新框架的G20并沒有給出真正抑制危機的“良方”，G20一些國家有意回避貨幣戰，以及對日元大幅貶值的縱容與默許則可能使全球陷入更加危險的境地。
貨幣戰的背后是全球量化寬松政策底線一次次被突破。2007年以來美聯儲已經實施四次量化寬松政策，資產負債表也急劇擴張至目前的3萬億美元左右，而兩輪長期再回購操作之后，歐央行資產負債表總規模達到了3.2萬億歐元。如果歐洲央行針對二級國債市場進行無限量沖銷式的國債購買，以及美聯儲繼續購買債券，可能導致2013年底歐洲央行和美聯儲資產負債表飆升至4萬億美元。而日本央行更是徹底拋棄了底線，連續實施了11輪量化寬松政策。
發達國家放縱貨幣政策，不僅擾亂全球信用總量、信用創造機制、真實經濟增長機制的關系，更導致全球經濟和金融秩序混亂。事實上，2008年之后歐美主要央行的邏輯，是央行與財政關系的重新定義，這種重新定義實際上讓中央銀行走上了一條“去獨立性”之路。觀察美聯儲、歐洲央行、日本央行以及英國央行的量化寬松或準量化寬松政策，其貨幣政策目標已經清晰地變為，竭力維持岌岌可危的政府債務循環。
巨大的債務壓力直接威脅著高負債國家的融資能力，在財政政策受限的情況下，用貨幣政策替代成為發達國家普遍采用的模式，然而，量化寬松在提振本國經濟的同時卻是不惜以損害其他國家利益為代價的政策，新興經濟體不得不承擔政策外溢的成本。
貨幣戰爭就是金融戰爭，就是財富之爭，可以說誰掌握了貨幣發行權誰就掌控了財富的分配與流向。金融危機以來，在“經濟自我主義”原則指導之下，發達國家不斷實施
“損人但未必利己”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發達國家憑借貨幣戰中的絕對貨幣優勢轉嫁匯率風險。
以美聯儲推出QE3為分界點，發達國家連番啟動“貨幣貶值”戰略，并且已經“心照不宣”。首先，是“弱美元”戰略。在各國央行追隨美國量化寬松的貨幣刺激下，全球風險偏好和國際資本流向再次出現重大轉折：自去年10月初，巴西雷亞爾、俄羅斯盧布、南非蘭特、印度盧比一度扭轉對美元頹勢，智利比索兌美元匯率2012年以來升值幅度接近10%，人民幣也連續觸及“漲停”，被動升值壓力較大。
第二輪是“日元貶值”戰略。2013年初，為對抗通縮和出口斷崖式下滑，新任首相安倍更是誓言把量化寬松進行到底，并主打“日元貶值”牌，從去年9月至今年2月初，日元兌美元、兌人民幣的匯率大幅貶值約17%。由于日本是亞洲重要的中間產品供應國，日元大幅貶值對與之關系的貿易伙伴將有比較大的沖擊。
日本政府主導日元大幅貶值會成為很壞的榜樣。接下來，下一輪貶值的很可能是英鎊，不但英國央行量化寬松政策絲毫不遜于日本央行，有主動貶值的意愿，其貨幣被動貶值的壓力也很大。數據顯示，過去五個月來，做空英鎊的投機者首次超過了多頭，英鎊空頭僅次于日元成為第二大空倉。就德拉吉目前的表態看，歐洲央行認為歐元過快升值可能會傷及脆弱的歐洲經濟，未來不排除歐洲央行主動推動歐元走貶的可能性。
其實，不斷發生的貨幣戰爭并非隨機、無章可循，其背后有著必然的邏輯。當前，匯率已經成為主要貿易大國以及發達國家舒緩債務壓力，刺激經濟復蘇的一種政策工具，并可能在較長一段時期使用下去，并陷入所謂的“囚徒困境”。
貨幣戰的背后是貿易保護主義和金融單邊主義，特別是在全球總需求長期不足，經濟潛在增長水平下降的趨勢下，為了提振出口，促進就業，就連美歐等消費驅動型經濟體也要尋求向出口驅動型的轉變，以匯率工具作為平衡經濟的手段而放棄“貨幣錨”責任，一旦各國為免受本幣升值紛紛被卷入貨幣保衛戰之中，那么全球貨幣戰很可能演變為一場持久戰。
然而，更加危險的是各國越是有意淡化貨幣戰，其實就是縱容貨幣戰，由此引發的金融市場大幅震蕩和價格體系的混亂將可能成為全球下一次金融危機的導火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