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幾年來，學界有關成立改革協調機構或恢復體改委的呼聲一直不斷，尤其在十八大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深入研究全面深化體制改革的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制定改革的總體方案、路線圖、時間表后，這一呼聲更強烈。而在主張成立國家改革委的學者中，又以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參與過改革設計的經濟學家為甚。
　　例如，在日前召開的“中國經濟50人”論壇上，吳敬璉、曹遠征、張維迎等學者呼吁中央盡快建立改革研究班子，研究制定總體改革方案。吳敬璉表示，研究班子在中央直接領導下，根據各子系統之間的配套關系和合理順序，把今后若干年的改革大體上劃分為若干階段，形成各階段改革的“最小一攬子改革”總體方案。曹遠征建議，建立改革委來設計并監督改革的執行，避免改革時機被貽誤。而張維迎則干脆把成立國家改革委作為“是不是真改”的最重要標志，并建議改革委主任應由總書記或總理直接擔任。
　　即便不說全面改革，單以經濟改革論，接下來的改革也會是一場硬仗，因為改革的對象是整個社會都清楚的既得利益集團。誰是既得利益者？現在主導改革的經濟管理部門即其一。在這種情況下，這些學者基于自己曾經參與改革研究和設計的經驗，認為要打破既得利益對經濟轉型的阻礙，就應該由中央來主導改革進程，主抓頂層設計，因此，有必要恢復或新成立一個利益相對超越的國家改革委之類機構，來具體負責改革的規劃與推進。
　　原則上，筆者也贊同成立這樣一個部門。改革是一項系統工程，從中國改革和發展要實行的目標和任務，以及當前改革所遇到的問題和瓶頸看，改革的確要加強統籌協調，從全局和更高的層次去規劃和部署。自然，有此改革協調部門比將改革的推進力量分散在不同部門無疑更有力量。
　　然而，理論上的可行性落實到現實層面就須注意一系列條件和要求，否則可能南轅北轍。就改革的“頂層設計”而言，要順利推進，是有前提條件的，它包括對于改革要達成的目標及其路徑，有基本共識；改革的動力比較充足；改革設計者有著較強的改革意愿和能力等。這些且不談，“頂層設計”由誰來設計，如何設計，以及設計的內容是什么，也決定著其成敗。
　　許多人在談“頂層設計”時，不假思索地以為，“設計”改革的自然是“頂層”，也即中央。但中央是個集合概念，中央里又由誰來專司改革的設計？是否有改革的意愿和推動能力？可以說，某種程度上，由誰來“設計”改革決定著改革對誰有利。畢竟，改革不是在真空里進行。
　　過去的體改委之所以能發揮改革推動者作用，除了當時那些參與改革設計的領導和學者——他們中的一些人現在還活躍于學界——具有理想主義的情懷外，根本的原因與早中期改革的方式有關。總的來講，這個階段的改革特征是放權讓利，大家都能受益，它屬于經濟學所說的“帕累托”式改正，且因為改革進行不久，改革的既得利益剛剛生成，還不是很強大，因此，很多改革措施能比較順利出臺——這么講，絲毫沒有抹殺體改委功勞的意思。
　　但現在，內外條件和環境發生了巨變。且不說在利益的光譜上各種顏色都有，社會分化很厲害，被選進參與改革研究的學者是否有當年那些學者的理想情懷，估計是要打問號的。所以，這第一個問題，就是如果要成立一個改革研究班子，哪些人應該參與，他們是否能做到超越本階層或集團利益，真正從社會的整體利益出發來提改革建議？
　　從目前的情況看，反對改革者，除眾口一詞的既得利益者外，可能就是普通老百姓了。老百姓為什么反對？當然是各種偽改革使得他們擔驚受怕，從而敗壞了真改革在百姓中的名聲。這樣，要百姓支持改革，在改革研究班子中，最好是直接吸收基層民眾中的優秀分子參與班子，但這大概不可行。所以，那些被選中的學者主要面對的可能還是各利益群體。他們是否有能力和意愿不受利益群體的誘惑；當他們基于社會公平而提出的政策建議與利益集團沖突時，能否抵住壓力，這些都是不確定因素。
　　因而，我的看法很明了，要成立改革研究班子，進入這個班子的人必須具有廣泛的代表性，這本身是改革凝聚共識、集思廣益的需要。選好了這些人后，還必須建立一個過濾機制，使他們能夠免受既得利益者的“滲透”和攻關。做不到這點，先不要急著成立。倒不如像一些學者建議的，建立一個重大政策的民意調查機制，因為現在的改革，尤其是重大改革，要繞開民意是斷不可行的。而目前對民意的調研很窄，且易被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