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底，2013年中央一號文件出臺。其中鼓勵和引導城市工商資本到農村發展適合企業化經營的種養業，以及首次提出“家庭農場”的概念引發各方持續關注。
　　雖然這是中央一號文件首次提到資本下鄉，但資本下鄉租地由來已久。有數據顯示，到2012年6月底，流入到工商企業的承包耕地面積2500萬畝，比2009年底增長了84.6%。由此看來，資本下鄉的正式提出，不僅是為了適應現代農業對外依存度提高的根本趨勢，也是為了對既有現實的回應。
　　資本下鄉，其根本目的是為了加速三農的發展。在這個大前提下，我們渴望資本下鄉要有所為，為三農發展注入強大活力，但要保證政策初衷，同樣要做到有所不為。事實上，一號文件提出資本下鄉，與其說是對之的正式放行，不如說是予以政策框定。農業部部長韓長賦此前就表示：國家鼓勵工商企業投資農業，推動農業產業化和規模化經營，但不提倡工商企業大面積、長時間直接租種農戶耕地。“企業應帶動農戶發展而不是代替農民生產，應該把種養環節留給農民。”
　　文件還規定，不得強制農民搬遷和上樓居住，土地流轉不得搞強迫命令，確保不損害農民權益、不改變土地用途、不破壞農業綜合生產能力。簡而言之，下鄉的資本必須要充分尊重農民自身的意愿，在不損害農民利益的前提下發揮力量。比如文件中明確提出了鼓勵企業以多種投資方式建設農村生產、生活基礎設施。而這正是目前三農發展受制約較大，同時也是農民自身力量難以勝任的一個領域，資本在這方面發力，無疑是三農與資本的雙贏。
　　公眾對資本下鄉亦有爭議，擔心資本的逐利性影響農民的利益，以及土地和糧食的安全。在以往的資本活動中，工商企業租賃土地用于非農產業甚至是圈地的現象并不少見。北京和深圳均出臺了關于農村土地流轉的相關政策，允許農民集體在遵守國家土地利用規劃的前提下，對土地實行自主開發或自主招商，形成建設用地市場。但在尚未修訂土地法、城鄉規劃法等上位法的前提下，不確定性很多。鑒于此，地方政府如何在資本下鄉的過程中，充當好監管者和中立者的角色，顯得尤為重要。為資本下鄉設定嚴格的邊界與門檻，是為了阻止因短視而導致三農利益受損。
　　當然，資本下鄉能夠對三農產生怎樣的積極的化學反應，除了資本和地方政府要守得住界限，耐得住寂寞，也與農民自身提升議價、博弈和協作能力密切相關。應該明確的是，資本下鄉不是為了讓有能力務農的農民退出農業，雙方應該是合作的關系，而非互相排斥。而農民獲得平等的協作地位，必須強化自身的主導地位。文件規定農村集體非經營性建設用地不得進入市場，大力支持發展多種形式的新型農民合作組織，以及建設家庭農場等都可視為對農民這種平等地位的保護與扶持。應該注意的是，社會資本充當了三農發展資金支持作用的同時，國家對農業的相關補貼亦需及時跟進，其根本目的是保護農民的根本利益不受侵害。
　　資本下鄉的一個象征意義在于：農村應主動參與到發展的進程當中去。這既是對前一輪城鎮化發展的糾偏與補闕，也是順應時代的發展趨勢。如何確保在新一輪的發展中，實現城鄉差距的縮小，資本、地方政府以及農民取得多贏，三者都要做到有所為，有所不為。擺正這三者在發展格局中的位置，才會有真正的可持續發展和共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