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木出富商，暴發有原罪。
繼龔愛愛事件曝光之后，據《南方都市報》消息，近日網上傳出消息稱，山西神木縣農商行副行長楊利平也在北京三里屯SOHO有12套房屋，以其妻高引娥的名義購置。該消息還稱，楊利平的妻子有3個身份證和戶口，他兒子的一場婚禮耗資千萬。
以神木的致富鏈條，擁有多套房、多個戶口、多個礦股權的富商恐怕不在少數。這真是，不查不是事，一查全是罪。
上一輪房地產調控的利器是限購。從理論上說，限購可以起到降低房價的作用，城市戶籍人口往往是常住人口的三分之二到二分之一，限購可以把三分之一的購買量擠出城市。
但是，大城市限購結局不妙。據中指院的數據，今年1月，全國100個城市
（新建）住宅平均價格為9812元/平方米，環比2012年12月上漲1.00%。自去年6月止跌后，百城房價連續第八個月環比上漲，漲幅擴大了0.77個百分點。其中，64個城市環比上漲，35個城市環比下跌，1個城市持平。從去年年底開始，一線城市的房價坐上了直升機。
大城市的人口、資源集聚能力，社會融資規模擴大推高資產品價格，成為大城市房價上漲的主要原因。而各中介機構通過補繳稅款等方式，繞過了限購令，當北京禁止補繳稅款購房之后，我們又發現，對龔愛愛等高收入人群而言，戶籍制度早如一張廢紙，想成為哪里人就可以成為哪里人。他們既可以在農村擁有宅基地，也可以擁有當地城市的福利，同時成為大城市的一員。
目前使用的利器是反腐，各媒體紛紛披露大城市豪宅成交量上升，高收入人群拋房等案例，似乎反腐與財產公開可以一舉抑制房價。
反腐大規模清查，深入挖掘龔愛愛們的房地產等資產，對于抑制房價可以起到一定作用。據《中國民間資本投資調研報告》統計，神木縣資產過億元富豪人數達2000人之多，假設他們的房產為龔愛愛的四分之一即10套房，那么，2000人共計2萬套房，需求超過實際所需90%。
不止神木一縣，中國高凈值人群人數大漲。據2012年3月興業銀行與胡潤研究院聯合發布
《2012中國高凈值人群消費需求白皮書》顯示，中國個人資產在600萬元以上的高凈值人群達到270萬人，億萬資產以上人群約為6.35萬人。今年1月15日，中國建設銀行聯合波士頓咨詢公司聯合發布了中國財富管理市場報告，顯示2012年，中國私人可投資資產總額超過73萬億元，較2011年增長14%。截至2012年底，估計高凈值家庭(可投資資產在600萬元以上)數量或達到174萬戶，較上一年度有17%的增長。這兩個數據有很大的差異，而國家統計局則根據稅務部門年收入在12萬元以上的納稅人數據、歷史調查樣本等進行統計，其數據與商業機構出入很大。我們只能取200萬戶左右的估值計算。如果200萬戶每戶擁有10套房，則已擁有住房為2000萬套，可以重建一個超過北京的特大城市的住房市場。
如果投資者將73萬億元資產總額全部投入房地產，相當于2011年全國住宅總價值約為91.48萬億元的三分之二左右，房價的上漲將不可扼制。隨著社會融資總量的上升，包括大宗商品、房地產等投資品價格進入新一輪上漲通道，將吸引擁有貨幣的群體繼續進入市場。
鄂爾多斯、溫州房價大幅下挫，原因不是限購、不是反腐，而是資金鏈條的崩潰、房地產泡沫的局部坍塌。根據中國建設銀行聯合波士頓咨詢公司的報告，去年投資房地產獲利的人群個人資產大縮水，28%的人群的資產受到不同程度的損失，大幅高于全體樣本中資產縮水人群比例的20%。從資產縮水人群的地域分布上來看，浙江和內蒙古資產縮水比例最高。浙江由于企業主虧損，導致私人財富大量縮水，資產縮水人群比例高達40%。而內蒙古由于煤炭行業不景氣，資產縮水人群比例也有37%，是今年經濟趨緩個人資產縮水的“重災區”。
限購可以抑制房價、反腐可以抑制房價，但多重目標制的調控無法限制房價。要么整頓吏治，要么約束資金，要么推廣房產稅，舍此別無他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