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報告提出的到2020年居民收入倍增計劃，正成為各省市區相繼設定目標。近日，隨著地方“兩會”次第召開，部分省份設定了高收入增長目標，如甘肅和湖南設定了分別在2016年和2017年完成居民收入倍增計劃。
　　同時，當前多達12個省居民收入未跑過當地GDP，GDP與居民收入增長在統計時的不可比和數據打架問題等，令人關注。已公布2012年城鎮居民收入數據的24個省中，高達一半省份城鎮居民收入增速低于GDP增速，河南、廣東、浙江、上海和北京等省市的居民收入增速低于9.6%的全國平均水平，連續五年GDP年均增速達16%以上的天津，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連續三年的增速節節下滑，2012年增速為10.1%，低于2011年的10.8%和2010年的13.5%。
　　同時，盡管目前多省發布的居民收入數據，已剔除了價格因素，但GDP是基于不變值統計的，其統計方式是生產法，而居民收入數據則更多是基于現值統計的數據，其統計方式則是收入法，加之不論是全國還是地方都不公布GDP縮減指數和名義GDP增速，且其基于商品籃子的CPI統計與居民真實的商品籃子，存在統計意義上的偏差。因此，以兩種不同的統計方法和統計基數進行類比并不科學，若基于可比性原則居民收入增長至少應該是與名義GDP對比才具有可比性，而用GDP與居民收入比較，存在一些明顯的統計問題。
　　我們認為，人們的一些擔憂令人關注。事實上，連續五年GDP增長高達16%的天津，連續三年居民收入增速卻低于GDP，當屬全國的一個縮影。
　　近年來，中國以資本密集化為主的粗放型經濟增長，在一些地方實際為一種低就業經濟增長，即近年來單位GDP增長創造的就業崗位持續走低，反映居民收入高于或接近于GDP的增長。這與現實有些不符。目前居民收入增長主要源自通過勞動帶來的工資上漲，而單位GDP增長創造就業的持續走低，本身就意味著一部分居民未能或不可能有效分享GDP增長的福祉。近年來國民收入分配中政府和企業比重上升，部分居民比重下降業已得到佐證，且這也是政府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的動因。
　　鑒于此，要保障2020年居民收入實現倍增，一則需走出以投資-出口主導的粗放式GDP增長模式，使單位GDP增長帶來更多新增就業崗位。一則是改革收入分配制度，降低政府和企業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居民的比重。這將是努力的方向所在。
　　經濟增長方面，目前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依然是以資本密集型為主的投資，這需要改變。同時，全球經濟復蘇脆弱，內外需增長不確定風險依然突出，國內一些領域產能過剩，人口老齡化和適齡勞動力總量下降導致國內真實儲蓄率趨降，要素資源對外依存度過高，加之經過上一輪巨額投資計劃使地方政府和企業面臨巨額負債等，意味著單純倚重投資拉動GDP增長不可持續。
　　從收入分配改革角度看，要重新調整國民收入在政府、企業與居民的比重，但要注意方式方法。其一，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效率是基于機會公平和程序正義的效率，而且公平是保障效率的公平，為提高居民收入也不宜在初次分配中強制壓制企業蛋糕，因為這很容易導致企業因邊際投資收益率下降而不愿投資，進而導致低效率、低經濟增長與高工資、高失業并行不悖。其二，以稅收主導的二次分配無疑應該減輕企業和居民稅負，以利于經濟增長。弘揚公平正義的二次分配，解決社會的不公平等問題。
　　當前確定的2020年實現GDP和居民收入倍增計劃，是勵志為民的良舉。接下來，就是如何落實的問題。我們認為，居民收入倍增計劃，應該著重落腳在民眾所享有的公共服務社會保障倍增方面。這樣更為可行與實惠。公共服務倍增，不僅為推動制度變革以釋放改革紅利提供空間，為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提供基礎性保障，而且將為轉變政府職能，聚斂經濟內生增長活力提供動能，如政府職能轉型為治理經濟社會外部性，維系經濟社會秩序的程序正義和機會平等，將降低整個社會的制度和交易成本，為私人部門致力于財富創造提供有效的制度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