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初，證監會公布了交易所清理整頓工作最新進展，已有半數省市通過聯席會議驗收，其余省市相關工作也幾近收官。成果固然令人欣慰，但我們應回頭好好思考亂象產生背后的深層次原因，并在立法層面建立長效機制，預防亂象再度發生。
　　梳理本輪交易所亂象演變過程，不難發現，如果當初有規可循，及時剎車，很多損失是可以避免的。早在2008年之前，國內已有一批大宗商品中遠期交易市場，名義上歸商務部監管，由于市場規模小，并未引起太多關注。但從2009年、2010年開始，一些大城市以調整經濟結構、打造區域性金融中心為由頭，先后設立了一批專業化的交易所，涵蓋貴金屬、產權、碳排放權、藝術品等領域。這些初創的交易所一方面受地方政府極力扶持，另一方面得益于當時特殊經濟環境，很快成為國內游資的新戰場，交易量和資金規模呈幾何倍數增長，投機氛圍日漸濃重。如北方某文化藝術品交易所推出的一幅作品27天暴漲10倍，市值上億，交易所亂象進入公眾視線。
　　但對于這些苗頭，有關方面卻未予以足夠重視，里面既和地方政府GDP、稅收以及政績形象顧慮有關，致使一線監管始終未能跟上，同時，這類新興的準金融市場也非證監會和商務部所監管的期貨與大宗商品中遠期市場，缺乏統一責任部門，再加上沒有可以依循的政策法規，使得這些新型交易所無序發展，亂象進一步擴散。隨后，各類交易所從一線城市向地級市乃至縣城蔓延，一大批民營交易所也紛紛加入，并多冠以金融創新、服務產業、電子商務之名。有人做過統計，散落于各地的交易所超過300家，若不是國務院后來發文制止，規劃中的項目將近千家。交易品種也千奇百怪，不僅有上述產權、藝術品，還包括大蒜、普洱茶、中藥、絲綢、白酒等標的。我們不由得反思，交易所何以蜂擁而上？其實，這正是國內金融行業長期高度監管下，金融創新突破監管壁壘后的市場正常行為——里面存在暴利，自然有資本向裂縫滲透。但異常之處卻在于，包括地方政府在內的所有參與者都希望在中央政策收緊之前搶占位子，造成既成事實，而那些經清理整頓保留下的交易所似乎證明博弈者是聰明的。
　　隨著寬松貨幣環境逐漸趨緊，風險事件頻發。主要有兩種情形：一種是各交易所爭搶生意，縱容大量不良機構混入市場，導致客戶糾紛。筆者接觸的幾個案例，都是普通散戶因股市不佳，在代理機構花言巧語下被騙入市場，并被盜取賬戶密碼，造成損失。此類現象給社會造成惡劣影響。另一種情形是，交易所實際控制人利用制定規則和組織交割的便利，勾結莊家，通過價格操縱的方式謀利，導致一些投資者巨額虧損。如上海、山東的幾起電子盤逼倉的法律訴訟就是此類型，市場和莊家聯手設套誘交易對手入場。最夸張的一個案例是某交易所在后臺修改交易數據和交易結果。
　　監管缺失到此時更暴露無遺，中小投資者上門維權，卻面臨地方職能部門相互推諉，有人還遭遇市場和涉案代理機構的威脅恐嚇，司法機關也對如何處理此類法律訴訟毫無辦法。交易所混亂局面甚至到了部委層面無法收拾的地步，2010年商務部和六部委曾相繼出臺文件，試圖整頓大宗商品中遠期交易市場，但效果不佳，各地依舊瘋狂開辦交易場所，特別是藝術品份額交易、產權交易、電子商務交易等模式大打擦邊球。
　　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2011年國務院下發《關于清理整頓各類交易場所切實防范金融風險的決定》（又稱38號文件）才有了根本改觀。經過一年多來的工作，清理整頓臨近收官，然而交易所亂象從最初苗頭發展到后來300余家交易市場，超過10萬投資者如此龐大規模時，其付出的社會代價可謂不菲。
　　看來，我們并未吸取18年前清理整頓期貨市場的教訓。展開來看，類似于交易所亂象、鋼貿危機、P2P網貸詐騙、民間高利貸崩盤這樣的風險事件為何一再頻發，不由得讓我們審視現有金融監管體系。
　　筆者認為，有兩大漏洞有待彌補：一是我國金融監管從上至下，按照銀行、證券期貨、保險所屬的垂直體系進行切分，但對于體系之外的金融創新存在監管盲區。二是我國對于特殊領域的市場管理立法依舊未成形，客觀削弱一線監管能力，風險事件發生后，最后往往都通過國務院發文的方式化解。筆者認為，有關部門需要加強對形勢的預判，更重要是建立一套長效機制，才能防患于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