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真是令人糾結的發明，在經濟運行體系健康的年份，它是做大財富蛋糕的天使；而在體系失衡的年份，對它的過分追求又會加劇本已失衡的經濟生態，這個時候它又像是魔鬼。不過，在未找到更好的替代經濟指標之前，誰都不敢輕易忽視GDP的指標意義。對中國而言尤其如此。
　　中國經濟在依靠資本與外需驅動的增長動力日漸衰減，在國際產業轉移紅利、“入世”紅利以及人口紅利逐步消失之后，一味追求高增長看來是行不通了。從先行工業化國家的增長歷史來看，中國政府的動力能力再大，制度改進空間再大，也不能改變中國經濟增長動力衰減的趨勢。
　　其實，假如增長質量能夠逐年提高，即便只有5%的增速，其帶來的福利效應也會遠遠超過水分很大的8%增速帶來的福利效應。這些年來，中國經濟究竟應當保持怎樣的增速才是較為理性的選擇？誠然，在中國經濟增長質量依然較低的情況下，依靠經濟政策的拉動是促進就業和財富增長的必要路徑。只是包括決策層在內的市場主體都應正視的現實問題是：經濟增長從長期來看應是一種內生性的選擇，依賴于市場主體基于既有的約束條件追求成長空間的持續擴大。
　　從宏觀經濟政策的目標來看，盡管適度干預是避免市場失靈的必要條件，但充分調動各有關市場主體的積極性才是保持經濟增長的最為關鍵環節。而回顧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政策實踐，一個非常具有中國特色的增長特征是在制度創新中注重擴大市場主體的行為空間。換句話說，中國民間長期以來被壓抑的營商稟賦由于政府政策空間的放開而被大大釋放出來，成為中國保持經濟持續增長的重要動力。但另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是：政府在推進市場化改革方面仍然是不徹底的，尤其是要素價格市場化改革進展緩慢，已經成為經濟邁向內生性增長的最大障礙。
　　如今，偏好投資和出口而消費受到嚴重抑制的增長模式越來越成為中國經濟持續均衡增長的負擔。唯有將增長動力切換到基于技術進步的效率改進與專業化人力資本積累水平的提高，切換到基于經濟增長的福利效應提升基礎上的內需驅動，才有可能開啟中國經濟下一個增長周期。
　　在經濟增長方式從要素驅動型向創新驅動型轉變的共識下，政府亟須營造條件使技術創新成為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和市場主體的普遍行為。引導企業在承接世界產業結構與技術轉移，加強與國際領先企業技術合作的基礎上，加大對戰略領域的關鍵技術投資，力求突破關鍵核心技術瓶頸，早日形成能夠支撐中國經濟下一個增長周期的高端產業群。另一方面，政府在加快市場與法治建設的同時，能夠通過適當的分配制度改革，加大轉移支付力度，實現財富積累由政府向民間尤其是廣大百姓的有序轉移，并輔之以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若如此，則中國長期以來被壓抑的消費沖動勢將迸發出來，由此帶來的GDP乘數效應將遠超目前的投資乘數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