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此前發布了一個題為“國際儲備：IMF關注與國家視角”的報告，標題無關痛癢，但內容卻很勁爆。報告宣稱，IMF攻擊過包括中國在內的很多國家。報告還承認，這些攻擊性結論的基礎是“預估性”的調查研究，但“IMF管理層的分析基礎是沒有說服力的”。
　　《華盛頓郵報》不顧外交影響，將此新聞放在頭條，標題是：“審計發現IMF受美國壓力找茬中國”。文中寫道：“在美國的敦促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炮制了一項研究，向中國施壓以影響其經濟政策。”
　　IMF的這種“攻擊性”偏見還不只針對中國，而且普遍針對發展中國家。由發展中國家組成的24國集團負責監督IMF，其秘書長巴塔查亞（Amar Bhattacharya）指出，IMF就像是“替美國施壓中國”的“道具”。
　　對于IMF為何會有如此行徑，設計出一個并不存在的威脅？該報告承認：“一個重要原因是有勢力的股東認為過去十年IMF一直未能控制住中國匯率。”這段文本中的“有勢力的股東”，如《華盛頓郵報》所說，是委婉地用來指代美國。
　　毫無根據的大量反華報道充斥國際媒體，但任何認真研究中國經濟的人都能很快識破。“專業”寫手們炮制的反華經濟報道在媒體中一載再載，但類似針對美國的報道則難覓蹤影。
　　舉個寫手的例子，章家敦在他2002年出版的書《中國即將崩潰》中寫道：“五年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導人還有選擇。今天他們沒的選了。他們沒有退路了。他們沒有時間了。”然而，接下來的這十年，中國非但沒有“崩潰”，反而史無前例的大國經濟快速增長——而這并不妨礙《福布斯》仍雇其專欄作家中的“專家”。
　　即使是一些嚴肅的經濟學家，在關于中國的文章中犯了錯誤后，也并不屑于解釋。
　　比如美國的保羅·克魯格曼，他異常認真地在《紐約時報》呼吁，要對華提高關稅，為此編造的證據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認為中國2010年貿易順差超過4500億美元”。實際上中國的國際收支順差離克魯格曼所說的差得很遠——實際的數據是2370億美元。
　　盡管錯誤的中國經濟數據在新聞期刊中是家常便飯，但IMF不該如此。IMF應該為了股東的利益客觀行事，它的股東幾乎包含了所有國家。讓人惋惜的是，事實卻并非如此。對發展中國家的偏見并不僅限于IMF報告中承認的這些。比如1998年東南亞債務危機發生的時候，IMF表現得那么傲慢和不正確，以至于該地區的國家決定，再也不能在陷入困境后依靠IMF了——這也促使了這些國家決定大量儲備外匯。
　　與此類似，20世紀80年代，IMF竭盡所能地逼著拉美還債和穩定預算——導致拉美十年人均GDP持續萎縮。然而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在發達國家爆發后，IMF卻沒有對美國、歐洲和日本的擴張性貨幣政策做出類似的明確譴責。正如《華盛頓郵報》指出的那樣，IMF對歐洲的政策“受到新興國家官員的批評程度，遠不如IMF當時對亞洲和拉美金融危機的強烈譴責”。簡而言之，IMF最近的這份報告只揭露出IMF對發展中國家系統性偏見的冰山一角。
　　只要IMF機構不能反映世界經濟不同力量的真實對比，這種偏見報告就無法避免。所以，該報告涉及的問題并不單純是過去事件。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在IMF體系中沒有獲得與其經濟地位對等的權重。
　　2010年12月，IMF理事會同意增加發展中國家的份額和投票權。IMF表示，“成員國將盡最大努力在2012年10月舉辦的理事會年度會議上解決這個問題。”然而到2012年12月IMF投票制度改革卻只獲得了70%的贊成票，而這項改革需要85%才能通過——中國在這兩項上都投了贊成票。兩年前就答應的改變并沒有執行，因為美國沒有批準。發展中國家代表名額不足的結構性問題仍在繼續，包括中國。只要這個情況不變，像審計報告揭露的這種IMF對外匯儲備的攻擊就無法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