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看到廣州市副市長曹鑒燎在廣州兩會上的一個分組發言，很同意他的觀點。曹的發言是談大部制的。廣東在大部制改革方面，一直走在全國前頭，比如順德的政府改革，就受到國內專家的好評，而順德是嚴格按照大部制的精神來配置政府職能的。
　　曹鑒燎說：“大部制是一個好東西，但是搞得不好，不引出制度性的東西，越大部制就越官僚，越高度集中就越腐敗。”他進而講道：“‘小政府、大社會’是一個世界潮流，符合社會發展規律。問題是如果我們現在盲目地照搬這個，講出來很好聽，報告念得很響，理論講得很好。但問題很多，能否落實？”因為 “小政府，大社會”需要在一種民主、法治非常完善，在三權鼎立、直選制度下面，才能夠做到的。他甚至認為，“大部制其實最早是在中國實行”。因為中國改革開放之前，政府完完全全是大部制。以廣州為例，“那時候廣州市有多少個部門呢？沒有多少個。一個農委，管住農林水牧漁；一個交委，管住所有交通口的所有部門；一個教育委員會，管著教育文化宣傳這條線；一個經濟委員會，把所有的經濟口都管到；一個建委,把國土房管等等管過來。”
　　這段發言提到了三個問題：一是大部制如果沒有制度變革，只是簡單集中，會變得更官僚和腐敗；二是真正的大部制是要在一種民主、法治的環境中才能落實的；三是計劃經濟時代中國就有大部制。這后一點可能會引起一些人的爭議，但是，如果按照目前很多地方搞的簡單合并同類項來看，他講的沒錯，計劃經濟的政府組成結構，比當前更像大部制。
　　從國務院上一輪機構改革后，很多地方都在推進政府機構的大部制改革。在一些地方，不論是機構的合并，還是機構內部的“三權分立”，即分成決策、執行、監督三塊，以互相制衡，都未能實現原先的設想，時間一久，又回復到過去的狀態，甚至機構更加臃腫。原因在于我們簡單地理解了大部制改革，以為大部制就是把原來管理職能相似、業務范圍趨同的一些部門簡單地捏在一起，成立一個超級的綜合性管理部門。
　　其實，部門的合并只是一種表象，實質是通過機構的歸并來優化行政組織結構。因此，在大部制改革的同時，必須對政府的職能進行精簡，包括行政審批權、價格管制權、資源控制權和對經濟的干預權都要大幅縮減，通過精簡機構促進政府職能的轉變，逐步退出微觀經濟領域的直接管理，把更多經濟和社會事項交由市場社會調節，政府部門重點是搞好宏觀規劃、政策制定及監督管理，為社會創造一個好的發展環境，切實減少微觀管理和具體的審批事項，從而使政府部門更符合市場經濟的宏觀管理和公共服務的角色定位要求。這才是大部制改革的核心。
　　要做好大部制下的政府職能轉變，就涉及到如何處理政府和市場、政府和社會的關系問題。我們的政府向來是個全能型政府，盡管市場經濟分割了原來政府的很大一塊職能，但政府試圖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各個領域中包攬一切的沖動并沒有減少，甚至還有增強。政府總是自以為一撒手，人們就不會自我管理了，市場和社會就會出事。確實，在政府多年的馴服下，很多社會組織，尤其是官辦社會組織，看起來比較脆弱，經不住市場的風雨。可不管怎樣，正如我們強調必須更加尊重市場規律一樣，不能因為社會組織還很弱小就不放手。永遠不放手，社會組織就永遠脆弱。
　　這里應該看到，弱社會本身是不利于政府的。一個社會自身太弱，政府管了許多事，固然能夠體現政府的權力和權威，但同時也要求政府負起相同甚至更大的責任來。政府一旦不負責，或者努力也沒做好，百姓肯定會埋怨政府，政府失信多了，對政府的公信力就會造成損害，甚至釀成合法性危機。這就是筆者為什么強調要放權于社會，讓各種民間組織發育壯大的原因。培植社會組織，把政府的一部分權力讓渡給社會組織，不但有利公民社會建設，也是為政府減負和分憂，使政府能夠專心于在其需要發揮作用的領域做強做好。這其實是在幫政府。
　　在大部制改革中，還有一個問題要提及，即如何約束和減少政府的權力問題。大部制必以權力受到約束為前提，假如權力還像過去一樣大，大部制只會更加強化政府的權力。過去幾個部門分立，雖然辦事效率低下，但部門之間為了私利，也可能互相制約，現在把這些部門合在一起，就沒有制約它們的力量了，這導致的后果會非常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