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限購、限貸等房地產調控政策“聲聲急”，無奈地方政府出于利益對此執行不嚴，調控陷入“外緊內松”的老路。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最新數據，一線城市的房價表現很搶眼。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的房價環比指數均出現大幅上漲。數據顯示，2012年12月北京新建商品住宅環比上漲1%，上海環比上漲0.7%，廣州環比上漲1.2%，深圳環比上漲1.1%。一線城市房價的上漲，除了經濟方面的供求原因，與一線城市過度聚集行政資源有很大關系，換句話說，一線城市衍生的權力經濟，成為房價上漲的重要推手。
　　根據統計局70個大中城市新房價格數據，2012年年內一線城市房價平均累計漲幅1.275%，二線城市為-0.38%，三線城市為0.014%，四線城市為0.68%。而從各級城市漲跌數量上看，一線城市全面上漲，二線城市上漲的有22個，占比達67%，三線城市上漲的有12個，占比達43%，四線城市上漲的有3個，占比達60%。一線城市漲幅躥得快，北廣深三市環比漲幅已躥至1%以上。就連房價下跌重災區的溫州也已止跌。有專家甚至預言，若無新政策出臺，一線城市房價可能再度失控。
　　從經濟學層面分析一線城市房價上漲原因的文章早已是汗牛充棟，其實，原因也并沒有那么復雜，除了一線城市土地供應有限、人口密度更大、教育醫療等資源更為集中、資金炒作更多等因素外，土地財政才是最大原因，只要地方政府眼巴巴地望著土地這塊肥肉，土地價格就下不來，房價也就下不來。
　　然而，公眾往往忽視了另外一個原因，在中國城鄉二元化，一線城市與三四線城市二元化色彩濃厚的當下，一線城市北京、部分省會城市以及溫州等地區，實際上聚集了全國大部分的行政資源。各大部委、各行業協會、大型央企、壟斷企業，絕大部分都集聚在一線城市，全國各地的二線、三線、四線城市要辦事，要找關系、要批項目、要蓋橡皮圖章、要爭取國家政策支持都需要“跑部前進”，各種審批程序的最后一關基本上都要在北京等一線城市才能完成。在現有行政框架下，政府干預經濟的色彩仍然非常濃厚，地方經濟的發展離不開中央政府的政策支持，一個省內中小城市的發展離不開省會城市的輻射影響力，而身處一線城市的權力部門，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肯定會利用手中的行政審批權把教育、醫療、項目等資源往一線城市集中，由此造成一線城市的資源越積越多，對三四線城市產生擠出效應。
　　在行政資源不平衡的背景下，一線城市和三四線城市之間會形成馬太效應，一線城市的商品房顯得越來越具備投資上的稀缺性，溢價率越來越高。同時，一線城市很大一部分居民依靠權力占據了大部分社會資源，成為先富起來的一批人，比如貪腐的官員，在中國經濟的高貨幣化過程中，居民通脹預期嚴重，因此也就有很強的動力通過炒作一線城市的房產來降低通脹的影響，由此推高一線城市的房價。在與市場化嚴重相違背的經濟環境中，建立在權力經濟基礎上的一線城市房價，不斷上漲也就不難理解了。
　　從更為根本的憲政角度來看，一線城市聚集過多的行政資源，實際上是變相剝奪了三四線城市居民的資源擁有權，如果這種一線城市對三四線城市的擠出效應加重，就無異于權力逐步代替市場來配置資源，這是一種靜悄悄邁向權力經濟的嬗變。這樣的態勢長期保持，才是調控不斷，一線城市房價卻不肯低下“牛頭”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