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應對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中，中國的經濟率先復蘇，從增長動力上分析，其中一個十分重要的動力來源就是快速推進的城市化。從發展趨勢看，無論是未來中國的經濟增長，還是經濟結構的調整，城市化都將是重要的主題之一。
未來十年，沒有什么能比中國的城市化更能觸動投資者神經，中國和全球的資本市場已經習慣于把中國的城市化與房子、汽車和家電消費聯系在一起，也已習慣于把中國的城市化與地方政府的基建投資浪潮畫上等號。一個13億人口大國的城市化問題不但直接決定未來中國經濟長期增長的動力和經濟結構的轉型，也有可能對全球經濟產生影響。
過去十多年間，中國的城市化和經濟增長、財富累積、以及人均GDP增速之間保持了正相關關系。從時間序列數據看：單位城市土地面積/GDP在過去10年增長了5倍，而且呈現加速增長態勢。2000年之后雖然是中國城市化平均增速最快的階段，但是人均GDP的增長速度卻更高，兩者之間的增速之差直線上升至60個百分點。
在這個過程中，財富向中心城市、大城市迅速集中。如果用單位土地GDP和人均GDP作為參考標準將中國的城市進行劃分，可以發現，經濟密度最高、最為富裕的城市集中于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唐等區域性增長中心，且數量有限。盡管克拉瑪依、鄂爾多斯這幾個城市的人均GDP很高，但是單位土地GDP卻在極低水平，這種反差意味著這些城市的繁榮和城市化、經濟密度的提升沒有關系，它們主要是依賴自身的自然資源，類似繁榮難以持續。
從另一個指標來看，中國GDP規模最大的十個城市在全國的比重最高時曾達到25%，近年一直穩定在23%左右。這也意味著城市化進程中的財富創造和積累是非均衡的，在最終收斂之前，差距拉大是必然的，國際經驗也是如此。
隨著流動人口和資本向城市集中，提高了經濟活動的密度，使生產和貿易的規模經濟效應得以發揮。過去20年，數以億計的流動人口從內陸遷移到沿海，如貴州、四川、安徽、河南，在1990-1995年間、1995-2000年間、2000-2005年間跨省流動人口分別達到1000萬、3200萬、3800萬，這些人口先是流向沿海的廣東、深圳，然后是浙江、江蘇、上海。
從城市常住人口的結構來看，北京、上海和深圳這三大中心城市的流動人口和戶籍人口的比例分別為58%、65%、300%，由此可見，流動人口作為生產和消費的主體，對城市生產密度、消費密度的提升起到了至關重要的推動作用，也構成城市繁榮的基礎推動力。
從資金流動來看，過去20多年，長三角和珠三角的FDI一直占據絕對權重，最高時期曾吸引了全國80%的外資流入；從城市層面看，北京、上海和深圳是三個FDI流入最多的地方，最高時，三者合計占比曾突破20%。
從知識密度和知識投資強度來看，R&D（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支出超過300億元的有江蘇、廣東、北京、山東、浙江、上海、遼寧和湖北8個省（市），共支出5774.7億元，占全國經費總支出的66.5%。由此看出，城市化水平越高、經濟越發達的省市，研開支出比例越大，從而使得知識密度提升在城市繁榮形成正反饋效應。
與此同時，經過1997年前后、2002年前后、2009年前后三輪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浪潮，中國城鄉之間、城市之間的有形的物理距離在顯著縮短，使得商品和服務流動的時間和交易成本顯著降低。過去10年中，中國鐵路營業里程增長30%、公里里程增長280%、高速公路由無到有增長10倍以上，民航航線里程增長80%。
城市化是一個動態變化的概念，需要根據不同階段準確定位。1975年，美國地理學家諾瑟姆通過對各個國家城市人口占總人口比重的變化研究發現，城市化進程全過程呈一條S型曲線，具有階段性規律：第一階段，當城市化率超過10%以后，進入城市化的初期階段，城市人口增長緩慢；第二階段，當城市化率超過30%以后，進入城市化加速階段，城市化進程逐漸加快，城市人口迅猛增長；第二階段，當城市化率超過70%以后，進入城市化后期階段，城市化進程停滯或略有下降趨勢。
當前，以西藏、青海為代表的城市化第一階段，是人口從農村向城市的流動、土地由農地向工商業用途的轉換，人口，城市化率可以部分刻畫其發展特征；以湖北、四川為代表的城市化第二階段，是城市存量人口在不同產業、大中小城市的再配置，城市分工和城市職能的重要性遠大于城市規模，在這個階段，城市完全有可能在城市化率不提高的情況下實現持續增長；而以北京、上海為代表的城市化第三階段的關鍵，則是減少分割、擴大開放，這一階段中，城市繁榮的動力在于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借助于國際市場、國際資本、國際交通通訊網絡、甚至國外的勞動力和土地。
過去15年，中國出現了兩個人口超過1000萬的巨型城市（北京與上海），如果按照當前的速度發展，那么在未來20年里，中國將出現另外6個這樣的巨型城市：廣州、深圳、天津、武漢、重慶、成都。屆時北京和上海人口將超過2000萬。
經濟中心、貿易帶的地理位置決定了中國不太可能實現多極化增長，下一階段中國經濟增長和城市化提升最快的區域極有可能是：城市化第一階段人口最多、第一產業占比較高的城市；以上海為中心，沿長江中游向西延伸的內陸城市，主要包括杭州、南京、合肥、武漢、長沙、重慶和成都。
從一個國家范圍看，生產率提升的空間取決于不同產業產值占比與就業占比的匹配程度。目前，我國處于城市化第一階段的第一產業產值占比大于10%、人口占比51%、GDP占比30%、國土面積占比70%，雖然該區域城市化的推進將使生產率加速提高，但總體上由于其經濟體量較小，可能無法完全對沖第二、三階段區的減速程度，從而使人均GDP增速處于減速通道。
如果上述判斷成立，那么任何試圖推進區域平衡增長的努力都可能歸于無效，有的城市可以實現持久增長，有的則會延緩增長甚至停滯。基于此，目前多數省市推出的“大城市圈”發展規劃蘊涵著不容忽視的潛在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