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今年經濟工作六大任務，其中第四項是“推進城鎮化，著力提高城鎮化質量”。會議強調，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著力提高城鎮化質量。城鎮化是我國現代化建設的歷史任務，也是擴大內需的最大潛力所在，要圍繞提高城鎮化質量，因勢利導、趨利避害，積極引導城鎮化健康發展。
昨日（1月5日），有媒體報道稱由國家發改委牽頭，財政部、國土資源部、住建部等十多個部委參與編制的《全國促進城鎮化健康發展規劃(2011-2020年)》將于今年全國兩會前后對外頒布。該規劃將涉及全國20多個城市群、180多個地級以上城市和1萬多個城鎮的建設，為新型城鎮化提供了發展思路，提出了具體要求�！�
“城鄉一體化目標應當包括:建立城鄉統一市場、城鄉居民收入基本一致、城鄉居民公共服務水平基本一致、農業高度發達、城市化率達到70%以上。城鄉一體化的實現過程，將意味著我國今后20-30年的經濟增長會保持強勁動力�！�
中國三十年改革開放的經驗證明，城鎮化是經濟發展的基本動力。中國資源配置調整的根本特點，就是城市比農村更缺乏廉價勞動力，于是，農村廉價勞動力源源不斷地流向城市。這是中國資源配置效率得以提高的主要的、根本的源泉。近十年左右，中國的城市化率每年大約提高1個百分點。我們比一些西方國家的經濟發展速度快，直接原因是我們的城鎮化步伐快。
高度城鎮化是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當今世界發達國家無一例外均有很高的城市化率。城鎮化必然會推動我國城鄉社會經濟一體化，城鄉社會經濟一體化本質上是以農業為主的居民區與其他以工商業為主的居民區之間完成居民權利的平等化重構。
提出城鄉一體化的目標，意在消除城鄉二元結構，促進中國和諧發展。根據這個內涵，城鄉一體化目標應當包括以下內容：
第一，建立城鄉統一市場，特別是城鄉統一的要素市場，從根本上消除城鄉二元結構的體制根源。我國農產品市場發育較好，但涉及土地、勞動和資本的農村要素市場未能很好發育，相關制度建設也十分滯后。
第二，城鄉居民收入基本一致，農民收入甚至超過全國平均水平。按十八大確立的目標，如果到2020年我國居民收入在2010年基礎上翻一番，農民收入必須比城市居民收入增長更快，才能確保城鄉收入差距縮小。
第三，城鄉居民公共服務水平基本一致，特別是社會保障的城鄉分離體制完全消除。未來中國農業高度現代化以后，農村會有大量小型專業農戶居民點，不能要求這些居民點的所有基礎設施達到城市水平，但較大的村莊與建制鎮應確保水電路氣達到城市供應水平。
第四，農業高度發達，農業GDP比重下降到5%以下，全國恩格爾系數平均降到20%以下，專業農戶成為農村的主體居民。恩格爾系數越低，意味著國民吃飯成本越低。國民吃飯成本降低會引起經濟行為變化，這有利于國民經濟健康發展。
第五，城市化率達到70%以上。如果繼續保持既有趨勢，到2035年，我國城市化率會達到80%左右。屆時，我國專業農戶的土地經營規模有可能支撐其收入水平達到或超過城市水平。
以上目標達到以后，中國社會進步將出現標志性的變化，即中產階級將占人口的多數。一個社會，已經壯大的中產階層有這樣幾個特點：第一，他們確有安身立命的必要財富，特別是在基礎設施好的環境里有獨棟房屋，或與此等價的金融資產。第二，他們收入較高，可以保證家庭支出的恩格爾系數在20%以下，也就是說，他們通常衣食無憂。第三，他們對公共事務關注度高，具有維護社會公正與法制的自覺意識。第四，中產階層主要成分是受雇傭者，其中包括現代部門的體力勞動者。如果沒有這部分成員，中產階層不會是社會的多數。第五，他們自己承認自己是社會的中產階層。這樣特性的中產階層只能在高度繁榮的工業化、城市化社會才能產生。
城鄉一體化的實現過程，將意味著我國今后20-30年的經濟增長會保持強勁動力。中產階層的行為方式將不同于現有多數居民。他們在衣食住行上將有更高的要求，從而會刺激消費需求的增長。在過去30年里，我們將城市化率提高了約30個百分點，今后我們會在更高質量的基礎上再提高約30個百分點，這意味著我們將創造遠超過去的財富總量。
“提升城鎮化發展質量，首先是要考慮中國的國情特色，充分利用特色和后發優勢，鼓勵各地在實踐中探索創新，梳理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相結合的發展模式，為提升城鎮化質量提供內在動力和有效激勵�！�
按照常住人口統計，2011年我國城鎮人口比例達到51.27%。盡管從戶籍身份區分，城鎮戶籍人口比例也許只有35%左右，但從就業結構分布和生活消費方式角度看，城鎮化對整個社會的影響權重，已經遠遠超過一半。這一局面將使整個經濟社會發展開始出現階段性變化，尤其表明，城鎮化的發展正在進入重大的轉型期。綜觀近幾年城鎮發展面臨的諸多新現象、新問題、新矛盾，可以說，在未來若干年的城鎮發展轉型期，城鎮化的規模擴張將會繼續，但城鎮內部功能完善和管理機制梳理矛盾將會日益突出，也就是說，城鎮化的外延擴張和內涵充實將是轉型期并存的兩項主導內容。外延發展主要體現在如何實現城鄉一體化發展，使城鄉歷史形成的兩個獨立發展單元，過渡到統一的社會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使城鄉居民共同進入現代化社會。內涵充實主要體現在如何提升城鎮的品質，在動態中不斷完善宜居宜業的軟硬環境。
工業革命是發達國家近代城鎮化的主要推動源泉。英國的曼徹斯特、德國的魯爾地區、美國的大西洋沿岸等地區都是在工業革命中，隨著資本、工廠、人口向城市的迅速集中而形成的城市密集地區。
由于科學技術高度發達，城市成為信息和知識生產、應用和聚散的中心，從而使城市出現產業結構高度化和產業組織專業化，城市在全球網絡體系中節點性功能的競爭日益激烈。目前越來越多的城市跨越工業化初級階段，產業結構呈現“軟化”趨勢，生產要素流動逐步打破城市間、城鄉間行政界線束縛，開始融入區域經濟中心甚至全球城市體系之中。
中國現代城鎮化的發展背景遠比西方發達國家城鎮化過程面臨的問題更加錯綜復雜。我國僅用了三十年就將城鎮化率從20%提高到50%多。但是，城鎮發展的區域不平衡，東部地區成為城鎮化的熱土，城鎮發展形成明顯的“東高西低”局面。隨著產業結構的調整和信息科技帶來的經濟形態的擴散，以城鎮數量增加和規模擴大為主要特征的東部城鎮化道路開始面臨種種困難，由于自身產業結構不合理和缺少自主創新能力，整體經濟結構的抗風險能力弱、穩定性差等壓力加大，急需通過提升城鎮品質全面提升市場競爭力和人才集聚能力。
中西部地區擁有勞動力、土地、農業及礦產資源優勢，但目前還沒有明顯形成與資源環境及產業相適應的城鎮化特色，發展大多遭遇缺乏綜合支撐的局面。
中國的城鎮化不可能照搬照抄西方發達國家的經驗。提升城鎮化發展質量，首先是要考慮中國的國情特色，充分利用自己的特色和后發優勢，鼓勵各地在實踐中探索創新，梳理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相結合的發展模式，為提升城鎮化質量提供內在動力和有效激勵，在更廣范圍內優化區域資源配置，推動“城鄉產品市場一體化，城鄉要素市場一體化，城鄉公共資源分配一體化，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引導新時期城鎮化的健康發展。
“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是我國城鎮化能否高質量完成的關鍵�？梢酝ㄟ^增加建設用地指標來激勵那些勞動力流入多的地區解決外來移民市民化問題。建設用地指標增加，地方財力也相應增加，新移民進城的社保、住房也因此有了保障�！�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去年11月底在會見世界銀行行長金墉時指出，“未來幾十年最大的發展潛力在城鎮化”。根據麥肯錫全球研究院的統計預測，中國的城市人口將于2030年突破10億大關。如果把城鎮化的潛力釋放出來，則會給中國未來經濟帶來很大機遇。
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是我國城鎮化能否高質量完成的關鍵。目前我國統計的51%城鎮化，其中有20%的人口并沒有城市戶籍，享受不到城市的教育、醫療、社保、住房等服務。戶籍制度背后反映的是城鄉差距與地區差距、工農差距，解決好這些進城務工人員的社保、住房、教育等問題，可以帶來新的增長機遇。
城市大量地吸收農民工落戶，會給城市帶來新的生機與活力。大量的新移民定居落戶，原來的中小城鎮可以迅速發展成為一個中型城市，從而迅速產生人口集聚效應而繁榮起來。
自十七大提出要推進戶籍制度改革至今，我國各地均推出地方戶籍改革政策。據初步統計，已有河北、遼寧、江蘇、浙江等12省市相繼取消了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的劃分。各地改革措施不一，上海、深圳、濟南等地相繼推出居住證制度，部分城市推出購房落戶政策，廣東推出積分入戶政策，重慶嘗試通過建立轉戶居民宅基地、承包地和林地的彈性退出機制，以合理的過渡期保障農民合法權益。
按照據全國人大教科文衛專委會委員馬力測算，我國農村和城市福利待遇人均相差33萬元，一般大城市福利50萬元以上，中小城市為十幾萬元。
中國社科院發布的藍皮書指出，今后20年內，中國將有近5億農民需要實現市民化，人均市民化成本為10萬元，為此至少需要40萬億-50萬億元的成本。
土地不能轉變為財富，是戶籍制度改革與農民工市民化的阻礙之一。農民進城之后，實際上多數時候表現出“兩頭靠”的特性，他們既要在城市掙錢生活，同時又不敢放棄農村的土地，但土地并不能給他們帶來太多收益，所以出現大量“空心村”。在目前體制下，農民工輸入省份沒有動力去保障農民工的福利。從國家層面上來看，應該出臺相關的激勵政策，讓長三角、珠三角、京津等勞動力流入大戶有動力來解決大量的外來勞動力戶籍問題。
建設用地指標是一個好工具。目前土地管理部門一直在執行“占補平衡”政策，其實這個政策也可以移植到吸收外省新移民政策上。我國有1億多的跨省農民工，他們在家鄉都有承包地與宅基地，如果能夠在打工地長三角、珠三角等沿海地區落戶定居，到一定時候，他們就會自動把家鄉的承包地給轉讓出去，把宅基地給賣了。從整個國家來講是合適的，等于節約了土地，耕地并沒有因此而減少。因為人口在城鎮居住所占用的耕地遠比在農村居住少。所以可以通過增加建設用地指標來激勵那些勞動力流入多的地區解決外來移民市民化問題，至少具體的數量可以根據各地的實際情況，由中央土地管理部門統一制定。建設用地指標增加，地方財力也相應增加，新移民進城的社保、住房也因此有了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