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圣達今年9月28日晚公告籌劃重大資產重組事項并由此停牌；上周五（12月21日），公司公告向特定對象發行股份購買資產并募集配套資金預案，同時聲明由于公司股票在停牌前有異常交易，可能因涉嫌內幕交易被立案調查，重組有被暫停、終止的風險；同日股票復牌漲停。
　　本次四川圣達購買的標的資產為廣安科塔，涉嫌內幕交易的是廣安科塔股東董事施再麟。其妻陳雪通過施再麟的股票賬戶，在重組停牌前不到半小時內，下單6筆，其中有兩筆買單沒有成交，然后再追買，最終以每股 6.21 元至6.27 元的價格共買入成交7.5萬股，買意異常急迫。而且，在下單交易的緊張時刻，陳雪與施再麟通話長達 141 秒。
　　根據公告，陳雪自述購買四川圣達股票的主要原因，是基于前一日（9月27日）該股漲停，且9月28日下午成交量放大，為此擬跟做一波國慶行情。但四川圣達半年報每股虧兩分，在數千只股票中，陳雪在如此巧合的時間，偏偏挑中這支虧損股做國慶行情，何以自圓其說？
　　如何認定內幕交易，始終是證券監管領域的世界性難題，應對利器就是“推定”。可喜的是，對內幕交易的行政認定，我國已基本引入了“推定”。最高人民法院在去年底出臺的《關于審理證券行政處罰案件證據若干問題的座談會紀要》中明確規定，由監管機構承擔行政相對人主要違法事實的證明責任，通過推定方式適當向原告、第三人轉移部分特定事實的證明責任。《紀要》專門對內幕交易行為的認定做了規定，如內幕信息知情人，或內幕信息知情人的配偶、父母、子女以及其他有密切關系的人，或因履行工作職責知悉內幕信息人員，或非法獲取內幕信息等人員，從事與該內幕信息有關的證券交易活動，但不能做出合理說明或提供證據排除其內幕交易的，法院可確認行政處罰決定認定的內幕交易行為成立。
　　在此案中，即使施、陳不算內幕知情人，至少也是與內幕信息知情人“有密切關系”者，或因履職可知悉內幕信息。因此，根據種種異常和巧合，監管部門應可推定其存在內幕交易行為，施再麟需為此提供證據自證清白。《紀要》規定，如果行政相對人能提供證據但無正當理由拒不提供，后又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時提供證據的，法院一般不予采納。
　　為此，施再麟要撇清內幕交易嫌疑，首先應提供9月28日與其妻子的通訊記錄，然后再進一步提供更多反證。但目前除當事人（施再麟）陳述外，本次重組獨立財務顧問基于個人隱私并不知曉其通話及短信內容；假若兩人通訊聯系都談及股票交易，內幕交易行為就鐵板釘釘了。
　　在對內幕交易刑事處罰上，舉證責任倒置現在也被引入了。最高法、最高檢今年5月出臺了《關于辦理內幕交易、泄露內幕信息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其中規定“內幕信息敏感期內，……相關交易行為明顯異常，且無正當理由或者正當信息來源的”，均可被視作“非法獲取證券、期貨交易內幕信息的人員”，嫌疑人須自己舉證有正當理由或正當信息來源。這樣，部分舉證責任推給了嫌疑人。另外，該《解釋》還對《刑法》第一百八十條構成“情節嚴重”內幕交易罪的標準作了具體規定：獲利在十五萬以上即為“情節嚴重”。施再麟買入7.5萬股四川圣達，如每股賺兩元就可能觸及上述紅線；施再麟及陳雪承諾，將在四川圣達股票復牌后賣出、如有收益則歸四川圣達所有，筆者認為這是明智之舉。
　　對此，也有學者擔心，實行舉證責任倒置可能會傷及無辜。筆者認為，如不采取推定，多數內幕交易最終都可逃脫法律打擊。采用推定原則，并非毫無根據的懷疑和認定，而是基于過于巧合的疑點，來合乎邏輯地推證。投資只要有足夠理由反證，從短信、通話錄音之類的原始記錄，直到交易風格，足以排除嫌疑。傷及無辜的概率極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