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央行當下似已進入了“以激進主義和變革相號召”的時代。無論貨幣政策還是央行體制機制都在孕育或經歷著大變革，旨在適應新的全球經濟演變態勢。站在歲尾年末的時間窗口展望新的一年，全球央行的激進能否引發全球經濟增長，留下了一個巨大問號。
先看全球央行激進的貨幣政策。在美國，第三輪量化寬松政策(QE3)剛推出3個月，在扭轉操作(OT)即將到期、“財政懸崖”即將來臨之際，美聯儲又快速推出了第四輪量化寬松政策(QE4)，希望借此將失業率壓低到6.5%。在日本，QE政策原本就是日本央行的發明和創造。現任央行行長白川方明將于明年4月任滿，競選獲勝的安倍晉三覺得白川在控制通縮時太過于拘謹，可能會選擇日本經濟研究中心總裁巖田一政之類的人選代替白川，以便將來有機會推出“激進寬松”的貨幣政策，為日本營造穩定的經濟環境。在英國，現任加拿大央行行長、將于明年7月走馬上任英國央行行長的馬克·卡尼已提出以擊退衰退為目標，大規模改革英國貨幣體系的計劃。在歐盟，歐洲央行9月上旬啟動了直接貨幣交易(OMT)，在歐元區二級市場購買主權債。由此歐洲央行將決定購債措施的開始、持續和暫停，所購買的債券期限主要鎖定在1至3年期，數量不限，購債沒有明確的收益率目標，歐洲央行每月公布購買哪國債券及債券的平均期限。通過OMT，歐洲央行已有能力應對政府債券市場的嚴重扭曲，保證貨幣政策的單一性以及貨幣政策立場能正確地傳導至歐盟內部的實體經濟。
無疑，全球央行激進的體制和機制改革措施在不約而同地向前推進。四年前，奧巴馬簽署的新版金融監管改革法案，使美聯儲成了擁有更大更廣泛金融監管權的“超級監管者”。如今，已獲連任的奧巴馬估計會進一步推進鞏固和擴大美聯儲金融監管地位的舉措；以上世紀末通過的《新日本銀行法》為起點開始的“大爆炸”式金融監管體制改革，使日本央行與政府的關系發生了根本性變化，日本央行獨立性大大增強。另外，將金融廳升格為內閣府的外設局，獨立地全面負責金融監管業務。近年來日本的貨幣政策、金融監管制度以及金融市場基礎法律制度等依然是以《新日本銀行法》、《金融商品交易法》為主線，著眼于保護金融商品投資人的利益，強化金融機構的信息披露、風險提示義務。在英國，唐寧街正在拆分以前承擔監管任務的金融管理服務局，將監管部分劃歸英國央行，同時，英國央行的職責也在向金融穩定領域拓展。上個月，歐盟制定了《歐洲銀行業新監管機制立法議案草案》。新監管機制立法議案賦予了歐洲央行更多金融監管權，擬建立以歐洲央行為核心監管機構的單一監管機制。除此之外，還準備制定共同的銀行資本重組政策，建立單一清算機制和單一存款保險機制。由此，“銀行業聯盟”將成為維持歐洲銀行體系穩定的重要保證。
不過，當前的全球經濟卻并未完全與全球央行的激進行為形成呼應。上月中旬，美國諮商會發布報告稱，2012年全球經濟增速將會由2011年的3.8%降至3.2%，而2013年或將會降至3.0%。而全球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速在由2011年的6.2%放緩到今年的5.5%后，2013年將繼續放緩到4.7%。仍未走出經濟危機影響的美、歐等經濟體仍需繼續“療傷”。看目前的各項經濟數據，歐元區、日本或英國要在短期內恢復元氣難度太大，雖然美國經濟狀況要比多數發達經濟體來得好，但該機構預計，一旦美國國會兩黨在12月31日之前無法就“財政懸崖”達成一致，美國經濟將會在明年一季度出現3%的大幅衰退。
麻煩在于，當下各國央行常規性貨幣政策在推動全球經濟增長方面的作用力在顯著遞減，全球經濟增長亟需新動力。那么，新一輪全球經濟增長的新動力在哪里？從項目領域看，筆者認為主要集中在結構性改革和技術創新兩方面。結構性改革就是在基礎性改革的前提下，針對新舊兩種經濟體制所存在的結構性矛盾，加快培育發展新體制因素，并逐漸形成新體制的合理結構，這是解決改革深層次矛盾和問題的必然選擇。結構性改革的目標就是消除扭曲、恢復結構平衡，避免由于扭曲和不公導致的經濟與社會危機。技術創新是改進現有或創造新的產品、生產過程或服務方式。重大技術創新會導致社會經濟系統的根本性轉變。現在可以確認的是，未來技術創新主要將體現在高科技、醫療、生態農業和新能源等戰略領域。當然，各國的創新意愿與財力保證也同等重要。新興經濟體是新一輪全球經濟增長主要推動力。只要新興經濟體針對結構性問題、貿易摩擦、物流合作、物價上漲、應對能源危機等問題加強協調與合作，就一定能起到拉動全球經濟增長的作用。由此推論，全球央行的激進行為，若僅靠自身“單刀出擊”而逞“匹夫之勇”的時代已經落伍，而應加強與其財政、貿易、產業、科技、環保等管理當局的政策形成合力，同時，貨幣調控與金融監管應超越國家利益。一言以蔽之，唯有依靠國際合作機制才有可能實現較理想的全球經濟治理，從而在振興新年全球經濟增長上發揮應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