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曾提出，在當今的世界上其實至少存在兩套相互對立的宏觀經濟政策體系，一套是英美式的凱恩斯主義路線，其特點是運用貨幣與財政手段刺激經濟增長；另一套則是德國式的路線，其特點是穩貨幣，穩財政，反通脹，反炒作。德國對房地產炒作的嚴格控制實際上可以作為其宏觀經濟政策的一個組成部分來理解。對這兩套體系的比較涉及范圍廣泛的眾多議題，需要運用算法經濟學的方法作深入詳盡的分析。不過，我們還是可以繼續在此窺探其概略。
　　凱恩斯主義目前遭遇了大麻煩。美國的次貸危機從表面上看是私人企業的失敗，可是，格林斯潘時期寬松的貨幣政策實際上是一個重要的誘因；這是比較一致的看法。近數十年來，貨幣在這個世界上泛濫成災，在本輪危機處理中其花樣日新月異。政策制定者們現在普遍認可貨幣的“非中性”性質，覺得這個工具使用起來非常便利，于是就忍不住越來越倚重它。通縮是絕對不可以的；只要不引起明顯的通脹，不刺激白不刺激。這正應了當年金本位支持者們的預言；他們說，一旦脫離金本位，貨幣一定是會被濫用的。
　　再來談談財政政策。國家提供基礎設施責無旁貸，自古皆然，可是，凱恩斯的學說卻為把財政支出當作促進增長的工具提供了一種意識形態上的正當性，自此國家幾乎可以冠冕堂皇地做任何事情了。這個閘門一開，利益集團群雄紛起，政治斗爭日甚一日。在“民主”的神圣名義之下，大家就可以寅吃卯糧，集體腐敗；國家就可以欠債不還，蠻不講理。上大學時老師曾經說過一句話，我永遠銘記在心。他說：絕大多數商品都是在無需投票的情況下生產和消費的，而經濟體系因此反而運轉得更好。2+2＝4，大家都知道；可是，假如就這個問題反復投票，次數多了，2+2也就不一定等于4了。
　　改革開放以后，我國的經濟政策幾乎不假思索地走上了凱恩斯主義的道路，因為，西方經濟學教科書就是這么講的，教科書沒有提供別的選擇。接納西方教科書的做法，就是思想開明，就是執行改革開放的路線的象征。可以說，對于許多財經類專業人士來說，他們是以凱恩斯式的語氣來談論宏觀經濟政策為時髦的。媒體上整天講這個“緊”，那個“松”，爭來爭去，引得公眾圍觀欣賞，好不熱鬧。明知國外已經在鬧災難，我們國內卻似乎一點兒也沒有反省之意。我們得意于國家負債率很低，財政上還大有擴張的余地。這些言論的潛臺詞是，我們其實是以那些已經處于危機之中的經濟體為標準的。這樣的心態，是繼續大步邁向危機的預備。只要繼續維持現有的政策做法，早晚有一天，我們就會到達同樣的境地——即使有點兒半推半就。這是完全可以確信的。
　　凱恩斯主義究竟錯在何處？對此我們可以作出一些歸納。首先，它創造了巨大的權力，并把這種權力集中起來運用。羅納德·科斯在探討企業性質時所提出的關于“控制權”的疑問表明，經濟學界普遍地不理解“權力”究竟為何物，所以，主流經濟學家一般并不反對壟斷，這同他們一般并不關注宏觀經濟政策所引起的決策權集中這個問題是類似的。相對于計劃經濟，市場經濟的重大優勢就是決策權的分散，以免經濟體系遭受重大決策失誤的沖擊；這一點曾經在改革開放初期被反復強調。行外人所不了解的是，主流經濟學至今對此尚未提出像樣的證明。也就是說，凱恩斯主義所引起的問題是市場經濟向中央命令型的計劃經濟的靠攏。
　　由此造成了兩方面的后果：第一，政府在明處，其他市場行為者在暗處，兩方面進行博弈，政府很難取勝，致使發生僵局。我國政府更是借用凱恩斯的名義與市場大玩猜謎游戲，盡情揮灑超級權力，叫人無所適從，形成更加嚴重的“權力之惡”。第二，它吸引了整個市場的注意力，致使經濟系統圍繞調控當局來進行組織和“收斂”，加劇了各個行為者的同質性和同步性。其結果是，要么一哄而起，要么一哄而散。也就是說，經濟的動蕩不僅未能得到平復，反而被加劇了。市場經濟是建立在異質性和異步性的基礎上的。這樣一來，它就沒法兒正常運轉了。
　　凱恩斯主義的另一個弊病是它是一種“亂槍打鳥”式的做法。提出宏觀經濟政策的初衷是為了抑制經濟波動。一般說來，任何經濟問題都是局部的，或某一方面的；而受過英美式的主流經濟學“訓練”的人，滿眼都是整體系統和數量議題，根本不能理解結構性問題，這就很容易導致他只能想到總量調控的辦法。發動刺激政策的動機一般都在于減少失業，而為了把失業率降低幾個百分點（一般只涉及為數很少的人口），卻對整個經濟進行“大水漫灌”，致使大部分“水”都流向了不該去的地方（例如資產炒作領域）。即使僅僅憑借經驗和常識，我們也可以知道，這種粗放做法的效率一定是很低的。哪里有問題，還是直接往哪里解決，“不要連累其他地方”，這是常識上的正確性。“假如國家把這部分失業人員養起來，又能花費多少呢？”顯然，這就是德國人的想法。
　　貨幣的“非中性”是凱恩斯式貨幣政策的基礎。宏觀學者把貨幣的“非中性”當作一個謎題，一個發現，其實這是很荒謬的。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所謂“中性”的東西；“中性”完全是一種主觀想象（或者是“非中性”的衍生物）。任何一種思想、一句話、一個眼神都存在“真實效應”。犯這個錯誤的原因，在于主流經濟學的基本方法具有重大弊病。對此我們不再詳論，而只限于強調：第一，在任何政策措施都會產生“真實效應”的情況下，沒有必要僅僅迷戀于貨幣政策，而是應當對各種政策的利弊得失進行廣泛的權衡與選擇。第二，“輕度通貨膨脹總是具有實際凈收益，而通貨緊縮一定具有實際凈損失”，這些結論都是高度可疑的，不足以作為決策的基礎。連周小川行長都承認通貨膨脹具有累退性的收入再分配效應，可是，又有誰具體去衡量了這種損失呢？
　　理解了凱恩斯主義的弊病，我們就可以獲得一種眼光，即發現德國的經濟政策具有一種內在的統一性，因而，它足以成為一種“模式”，而且這個模式很可能要優于凱恩斯主義。讓我們來看看其中的邏輯：首先，國家致力于維持貨幣供應、幣值與物價的穩定，維持財政預算平衡，避免因為政府在這些領域的大規模行動給市場帶來不穩定因素。不過，上述目標其實并不容易實現，因為經濟體系內在著不穩定因素，當初正是這些不穩定因素才迫使宏觀經濟政策產生的。為此，德國至少還采取了三項直接管控經濟的做法：1、嚴格監管金融業，防止金融資本到處沖擊市場。2、嚴格管控房地產業，既要保證國民獲得代價低廉的住房，又不許形成炒作浪潮。3、防止壟斷，防止形成超大型企業和超級經濟權力，確保自由競爭。這三項政策的思路是彼此一致的，其特點都是分散經濟權力，避免過大的同步性活動的形成。因為，一個由眾多獨立決策單位構成的、自由競爭的、高異步性的經濟體，各種經濟行為及其后果相互平衡和對沖以后，其整體表現必然會比較平穩。這些政策看似不屬于我們常說的“宏觀經濟政策”，它們其實都具有明顯的宏觀含義。光“反對資產炒作”這一條，就意味著一項規模龐大的系統工程，需要下很大的政治決心才能實施。資產交易當然有其積極的意義，然而，過分的炒作也帶來巨大的害處。利弊權衡之下，德國經濟學家認為，還是將其嚴格管制起來比較好。加上社會保障體系，這套政策組合既不同于凱恩斯體系，又不同于古典式的自由放任政策，它包含著諸多積極的行動，因此，筆者認為其足以被稱作一種相對獨立的“德國經濟政策模式”。筆者運用“算法經濟學”的邏輯來推導經濟政策，其結論也與這種模式具有高度的相似性，這不能不令人驚異。
　　德國經濟長期繁榮穩定，這套政策功不可沒。即使面對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低成本競爭，德國仍然能夠保持其出口大國的地位，原因顯然在于，一方面，低房價導致其產品成本低廉；另一方面，大家都把心思放在發展制造業這樣的“正事”上，最終提高了其產品的性價比。那些熱衷于資產炒作的國家，使國民滿足于虛幻的財富，使本國制造業的競爭力降低，整日雞犬不寧，到頭來終將不會有好結果。
　　在奉行凱恩斯主義政策國家的包圍中實行“德國模式”是不容易的，因為這里存在著一種類似于“劣幣驅逐良幣”的效應。這就是德國和歐洲目前所面臨的問題。歐元危機不是德國造成的，而是由于不嚴格實行德國式的政策方才引起的。當然，德國模式不是完美的，還需要我們進行創造性發揮。德國的失業率一直稍高于其他西方國家，不過由此發生的救濟支出并不如我們想象的那樣嚴重，國家完全可以承受。導致失業的原因很復雜，而首要的行動準則是，在我們透徹地理解這一問題之前，經濟學家們不要煽動政府去胡亂擴張。這一問題還需要反過來理解：假如經濟是長期持續穩定的，那么，這個狀態下的失業率也就可以使用“自然失業率”這個概念；拒絕它不如接受它。未來高科技時代的自然失業率將會是多少？財富又當如何再分配？還是讓我們展開想象的翅膀吧。
　　筆者常想，當前的中國經濟究竟是否內在著高速增長的能力？如果是，為什么宏觀管理部門還要不斷地刺激它？還要采用這種“沒有辦法的辦法”？曾經有一種理論認為，我國經濟年度增長率不能低于7%，否則就不足以吸納富余勞動力，社會就要動亂。即使這種理論是正確的，那么，鑒于富余勞動力的吸納目前已經接近尾聲，調控部門現在是不是也可以歇一歇、想一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