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市九龍坡區白市驛鎮公示37位村干部財產時,遭部分村官抵制,有村干部稱,“我不過是一個芝麻綠豆官,憑啥子把我的財產公示出去”。該鎮黨委負責人稱,公示財產屬探索性質的試驗。區委宣傳部負責人同時表示,地方態度謹慎因“擔心此舉成為全國民眾關注焦點”。(12月13日《第一財經日報》) 地方“試水”官員財產公示,確實是在為即將到來的改革“摸石頭”。低調而謹慎的試點,擋不住幾成共識的大勢。一方面是近期的“表哥”、“房叔”等事件,令民間建立官員財產公示制度的呼聲再次高漲;另一方面,十八大后釋放出的反腐信號,加深了人們對官員財產公示制度的期待。 事實上,從鄉村到區縣,從阿勒泰到廣東……地方版的官員財產公示呈現出三個基本特征:基層化、低調化、密集化。試點的地區越來越多,有記者根據公開資料不完全統計:2009年至今,我國已有29個市、縣涉及官員財產公開試點改革。然而,這些試點的地方基本又多是刻意低調,或者左顧右盼,或者謹小慎微。當然,更重要的是,這些試點基本集中在權力架構的最底層,即在民眾眼中的“淺水區”。 某種意義上說,地方村干部稱“我不過是一個芝麻綠豆官,憑啥子把我的財產公示出去”不是沒有道理:既然公示是一種義務,盡管尚未法制化,按照權責對等的邏輯,“公示先從村干部做起”,顯然就有失公允;再說,生活邏輯推斷可知,村干部尋租或權力交易的概率相對更小,那么,公示的監督意義,相對自然有限。 這里其實有兩重擔憂:一者,作為公認為硬骨頭的“財產公示”,自上而下遭遇的梗阻能自下而上地紓解嗎?早在1994年,第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就將《財產收入申報法》正式列入五年立法規劃,但未能實際進入立法程序。此后,相關規定也并不鮮見。遺憾的是,剛性有序的律條基本被虛置。阻力不在于技術,恰在于公開的勇氣。單項規定都不足以破解這一迷局,村級干部的財產公示,又能累積多少改革的驅動力量? 二者,財產公示已經“試水”了很多年,用句曾經很時髦的話說:有些探索都已經“過了河”。從財產公示試點的情況看,有的人走茶涼,有的曇花一現,有的邊走邊看,有的走走停停。好的舉措,又怕民眾聯想,進而倒逼成輿論壓力;形式的做派,又怕民意臧否,還落得個好心辦壞事的委屈。于是這些試點,主要仰仗官員自覺,因為缺乏監督和問責體系,而推進得踉踉蹌蹌——既摸不到真正的“石頭”,又在河里趟了太久而被民眾詬病“不清爽”。 說到財產公示,有人總喜歡將之劃入敏感話題行列。但殊不知,即便從公眾的好奇心而言,越是吁求知情、越是遮遮掩掩,反而增多了非常態反腐的“花邊”,也讓本來清白的官員的合法財產被妖魔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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