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報道,12月15日至16日,中國政府將召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為2013年宏觀經濟政策定調并部署工作任務,會后還有一些重要財經部門的高層人事調整。 十八大后發生了一些重要的經濟策略變化,比如“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的提法變成了“實現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和社會和諧穩定”;“新型城鎮化、信息化、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這一“新四化”為發展的重要動力……,可以簡單地歸納一下,“GDP中心主義”是被削弱了,“新型城鎮化”則被突出了。 “新型城鎮化”是個非常明智的提法。以前最流行的是“高密度的超級都市圈”的呼吁,這來自于很多學者的幼稚“比例對應”,比如他們會說,“日本的三大都市圈吸引了90%的人口,而中國珠三角長三角環渤海也應當如此。如果沒達到,就意味著城市土地的集約程度還不夠。”這種愚昧的“比例要求”忽略了數量級的不同。因為日本的三大都市圈只不過吸引了2億不到的人,如果中國三大都市圈也這樣做的話,以全國土地9.42%吸引12億人,我們不知道這些土地的飲用水、城市徑流、交通網絡、環境和醫療等等能否具有如此大的承載力。這同時意味著其他2億-3億人分布在91%的土地上,這些地方將出現世界上最可觀的“人地擁有”寬松的關系。 我們堅持認為,中國的城市化道路是不可以拿任何國家來做參考的,因為人類第一次發生10億規模以上人口的城市化,而在過去我們只見過最多4億級人口國家的城市化浪潮。 強調“城鄉統籌、堅持大中小城市與小城鎮合理布局、協調發展”的新型城鎮化是對過去“超級城市化”的糾正。我們認為,它的本質含義,不再以社會工程的方式來追求城市的高密度,而是考慮到人自由流動的合理性。實際上以高密度導向的超級城市化似乎創造了51.2%的城市化率,但很多是“偽城市化”和“逆城市化”,即1.45億農民工在城市工作卻留不下來,但被納入硬性城市化率計算之中。 大城市的農民工在城市形成收入,但卻很難在城市消費,他們會在農村附近的小城鎮買房,作為未來的安宿。與之相反的是,而城市邊緣的農民因城市擴張,“被城市化”,有住房但沒有收入流,上樓致貧。一些政府瘋狂撤并學校,目的是迫使農民家長必須為孩子的教育而進城買房。“城市化率”正在取代GDP數字,成為新的考核神話。 在目前條件下,將1.45億農民工真正安置在城市,是需要大量的福利支出的,即使不考慮官僚系統的截留,也形成巨大的財政赤字,使得動力不足。所以原來的城市化和房價賣地策略必然是“破產”的。人不能完全“被城市化”,最終人是要用自己的自主意志來“尋找”合適自己的城市化。 城市化率肯定會繼續上行,但節奏交給自然演化的秩序。相信速度將越來越慢。有些人喜歡土地高密度,有些人喜歡低密度的人地關系,有些農村人當農民當夠了,要成為城里人,而有些城市人則喜歡成為新農民。正確的城市化邏輯是,創造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條件,讓熱愛城市的人有能力去適應城市生活,讓人們選擇他們喜歡的人地比例關系。讓“新型城鎮化”變成中國未來的經濟引擎,是一個水到渠成的結果,而不是一個可資利用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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