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報道，12月15日至16日，中國政府將召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為2013年宏觀經濟政策定調并部署工作任務，會后還有一些重要財經部門的高層人事調整。
　　十八大后發生了一些重要的經濟策略變化，比如“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的提法變成了“實現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和社會和諧穩定”；“新型城鎮化、信息化、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這一“新四化”為發展的重要動力……，可以簡單地歸納一下，“GDP中心主義”是被削弱了，“新型城鎮化”則被突出了。
　　“新型城鎮化”是個非常明智的提法。以前最流行的是“高密度的超級都市圈”的呼吁，這來自于很多學者的幼稚“比例對應”，比如他們會說，“日本的三大都市圈吸引了90%的人口，而中國珠三角長三角環渤海也應當如此。如果沒達到，就意味著城市土地的集約程度還不夠。”這種愚昧的“比例要求”忽略了數量級的不同。因為日本的三大都市圈只不過吸引了2億不到的人，如果中國三大都市圈也這樣做的話，以全國土地9.42%吸引12億人，我們不知道這些土地的飲用水、城市徑流、交通網絡、環境和醫療等等能否具有如此大的承載力。這同時意味著其他2億-3億人分布在91%的土地上，這些地方將出現世界上最可觀的“人地擁有”寬松的關系。
　　我們堅持認為，中國的城市化道路是不可以拿任何國家來做參考的，因為人類第一次發生10億規模以上人口的城市化，而在過去我們只見過最多4億級人口國家的城市化浪潮。
　　強調“城鄉統籌、堅持大中小城市與小城鎮合理布局、協調發展”的新型城鎮化是對過去“超級城市化”的糾正。我們認為，它的本質含義，不再以社會工程的方式來追求城市的高密度，而是考慮到人自由流動的合理性。實際上以高密度導向的超級城市化似乎創造了51.2％的城市化率，但很多是“偽城市化”和“逆城市化”，即1.45億農民工在城市工作卻留不下來，但被納入硬性城市化率計算之中。
　　大城市的農民工在城市形成收入，但卻很難在城市消費，他們會在農村附近的小城鎮買房，作為未來的安宿。與之相反的是，而城市邊緣的農民因城市擴張，“被城市化”，有住房但沒有收入流，上樓致貧。一些政府瘋狂撤并學校，目的是迫使農民家長必須為孩子的教育而進城買房。“城市化率”正在取代GDP數字，成為新的考核神話。
　　在目前條件下，將1.45億農民工真正安置在城市，是需要大量的福利支出的，即使不考慮官僚系統的截留，也形成巨大的財政赤字，使得動力不足。所以原來的城市化和房價賣地策略必然是“破產”的。人不能完全“被城市化”，最終人是要用自己的自主意志來“尋找”合適自己的城市化。
　　城市化率肯定會繼續上行，但節奏交給自然演化的秩序。相信速度將越來越慢。有些人喜歡土地高密度，有些人喜歡低密度的人地關系，有些農村人當農民當夠了，要成為城里人，而有些城市人則喜歡成為新農民。正確的城市化邏輯是，創造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條件，讓熱愛城市的人有能力去適應城市生活，讓人們選擇他們喜歡的人地比例關系。讓“新型城鎮化”變成中國未來的經濟引擎，是一個水到渠成的結果，而不是一個可資利用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