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教會鸚鵡說供給和需求，它也能成為經濟學家。”薩繆爾遜曾半開玩笑半認真地如是說。
供給與需求分析是最基礎的經濟學工具，特別在分析單個商品、單個市場時，它簡單而有力。但是，當分析對象從微觀層面轉向宏觀層面時，它就對智力構成一定的挑戰，很多人甚至一些職業經濟學家一不小心就迷失在兩條十字交叉線之中。
在宏觀分析框架中，總需求由消費需求、投資需求和凈出口需求三部分組成，而總供給曲線由生產函數決定，生產函數則取決于勞動投入、資本投入和全要素生產率。總需求與總供給共同決定產出和總價格水平，當總需求超出總供給時產生通脹，相反則產生通縮。總供給能力決定長期增長潛力，總需求水平決定這種潛力在短期的實現情況，決定當期GDP。政策對總供給的影響間接且慢，對總需求的影響直接、直觀，所以，多數政策都是從需求角度著手，也因此，媒體也主要圍繞需求政策進行報道，三駕馬車的分析框架為最多人所熟悉。
道理很簡單，并不高深，但很容易在這上面犯錯。不久前有人語出驚人：消費不是馬車，投資才是增長動力。持此論者強調了資本在生產中的重要性，但遺憾的是，他似乎把總需求構成部分的投資需求與供給能力中的資本存量混為一談，硬生生把需求面的“馬車”扯到了供給方，讓人一頭霧水，不明就里的人還以為這是什么重大新觀點。
經濟行為常同時作用于需求面和供給面，未注意到這種“一體兩面”性，容易陷入一些熱烈但無意義的爭論。節儉還是奢侈更能創造繁榮？這是一個爭論了幾千年的命題，如果沒有“一體兩面”思維，你會莫衷一是。又如投資，它在當期創造了需求，但同時又以增加資本存量的方式提高了未來總供給能力。再比如，消費常簡單地視作需求，其供給效應易被忽視，饑餓時產出能力大打折扣，增加食物改善健康亦能改善總供給。在國民收入核算中，醫療、教育都計入消費需求，但在衛生經濟學和教育經濟學中，則當作人力資本投資，被視為影響一國長期經濟表現的關鍵變量。再有，順差是總需求的一部分，所以我們熱衷于追求順差，但國際貿易擴展了資源配置的范圍，提高了生產效率因而提高供給能力，因此，順差為零國際貿易仍然有利可圖，但這道理并未被廣泛接受。
大費周章論述需求供給，是要用來分析一個重要問題：城市化。自決策層提出未來經濟的重要增長點是城鎮化之后，地方上一股大干快上之風有刮起之勢。一個廣為接受的觀點是，城市化是過去30年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源泉，而目前我國城市化率僅51%，所以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空間極其廣闊，甚至有人還核算出城市化帶來的投資需求達40萬億。既如此，大干快上搞投資豈不理所當然？
然而，將過去30年的高增長歸結于城市化，很可能是一個誤區。城市化同樣有“一體兩面”性，即有需求效應和供給效應。從農村進入城市，自然產生住宅基建、消費娛樂等許多需求，同時，集中居住降低了信息交流成本，技能和知識的擴散也變得更加容易，這是它的供給效應。
試想，只有城市化產生的需求而無供給能力上升去匹配，是什么結果？肯定是只有價格上升而實際GDP不能增長。由此可以推斷，過去30年實際GDP持續增長，背后一定還有供給效應在與之匹配。這是集中居住帶來的嗎？顯然不是。試想：把分散的農村居民集中到城市，同時讓他們繼續從事農業，經濟會有增長嗎？顯然，這種只制造需求的行為是無意義的。事實上，任何一國的城市化都是受工業化的推動。
從供給角度看，過去高增長除人力和資本投入不斷增加，其余來自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而后者來源大致有三：一是市場化改善資源配置，等量投入產出卻增加；二是科技進步，如國外先進技術的外溢；三是工業化，同樣一個勞動力從事農業年收入1萬元，從事工業變成3萬元，勞動力仍為一人，但GDP瞬間就增加了2萬元。
中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并不同步，工業化走得快而城市化走得慢。在工業化與城市化同步推進的國家，工業化增加供給能力，而城市化產生需求。在供給與需求基本匹配的情況下，說工業化推動經濟增長，還是說城市化推動經濟增長，都是成立的，區別只在于前者從供給角度，后者從需求角度。但是，在兩者不同步的中國，斷言過去30年經濟增長源于城市化，不說全錯，至少也是不準確的。更準確的說法，是工業化推動了過去30年的高速增長。
如果承認30年的增長來源于工業化，那么，接下來能否繼續創造奇跡，關鍵就在于兩點：一是能否繼續工業化，即繼續有勞動力源源不斷地從農業部門轉到工業部門；二是現有非農業部門能否不斷升級（如同1萬元收入的農民變成3萬元收入的工人）。
事實情況沒有某些人預測的那么樂觀。中國的工業化率遠高于城市化率，目前，第一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已經降至10%左右，今后即使有所下降，空間也會有限。從勞動力轉移潛力看，根據經濟學家李迅雷的測算，可供轉移的農村勞動力剩余規模只有4000-6000萬。即便退一步，從城市化創造需求的角度，情況也難樂觀。目前官方公布的城市化率為51%，但這一數據存在大幅低估，有的人估計城市化率已超過60%，這應該是可信的，也與我們直觀觀察相一致。如果按遠期75%目標，目前中國城市化也已經進入了末期階段。
正如前述，單純的城市化，而沒有相應的產業升級（從農業到工業也是一種產業升級），城市化就徒具需求創造功能，它所制造的就只是需求泡沫，而不是一國長期增長的基石。但是，制造需求要比改善供給容易得多，特別是近些年來地方政府掌握了制造需求的法寶——投資特別是房地產投資，所以，當決策層提出城鎮化大計之后，他們的興奮勁就可想而知了。還有什么比大干快上搞房地產更讓地方政府興奮的呢？但是，這些人根本沒有理解十八大報告的深刻內涵，報告中“促進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這句話，他們要么是沒注意，要么是有意忽略了。
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進入高收入社會？在農村可轉移勞動力有限的情況下，繼續較快地提高人均收入，關鍵要靠產業升級，它既包括繼續降低農業占比，也包括現有工業和服務業向更高層次爬升，還包括原有農業部門的繼續現代化。過往，是工業化讓城市化變得有意義，未來城市化也只有與產業升級完美配合，才是有價值的。這是從供給角度得出的可靠結論。沉迷于城市化制造需求的迷夢中，偏執于大搞投資，只能制造繁榮假象，甚至會導致城市化與貧困化并存，而這種危險的跡象已經在很多地方初露端倪，當引起高度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