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業內很早就預計理財產品領域會出現一波較大的危機，只是一直不知會以何種形式出現，華夏銀行代銷理財糾紛事件的發生，為理財產品的兌付危機拉開了序幕，而該事件的解決方式，將很可能成為日后類似事件處理的一個重要的判例。
　　目前，糾紛雙方在華夏銀行到底有無代銷理財產品這個問題上大打口水戰。投資人通過各種舉例來證明華夏銀行參與了代銷行為，而華夏銀行總行則出具證明否認了這種代銷行為。在我來看，這個問題的核心點其實并不在于華夏是否發生了代銷這一行為，而是在于澄清一個觀念：如果認定了華夏代理銷售了該款理財產品，就一定應該對投資人進行代償嗎？
　　我認為，如果代理銷售就意味著要進行代償，這是一種銷者有其罪的觀念，它必然使我國財富管理的起步非常艱難。為什么呢？因為這種近乎要銷售機構保本的理財投資理念，必然使得大量投資人將更多的關注點放在對銷售方的認可上來，而忽略了對投資產品本身的風險判斷。這種本末倒置的做法，對投資人而言，其實是弱化了自身投資能力的培養，而強化了對銷售機構的依賴，他們必定在產品出現問題之后，不去反省自身的投資決策，也不對自身的投資行為做出應有的責任承擔，而是尋找很多理由來論證銷售時自己不知情或者沒有進行充分風險揭示，期望在銷售方身上尋找責任認定，讓對方履行代償義務。
　　在這種情況下，銀行就處于一種非常尷尬的境地，如果迫于壓力都對投資人進行賠付，那么意味著以后所有的理財產品的銷售，都是保本型理財產品，任何代銷的產品，都需要對其兌付進行擔保。而且也讓投資人更加意識到與其關注產品風險還不如選擇強有力的銷售機構，從而陷入惡性循環。銀行如果頂住壓力，不進行兌付，則面臨輿論以及信譽極大損失的壓力。可以說，華夏代銷事件折射了當前幾乎所有代銷機構的博弈困境，尤其在未來可以預料的一到兩年里，有大量的理財產品出現兌付危機的情況下，引起了業內的高度關注是不難理解的。
　　當然，有人認為華夏在代銷事件上做了很多違規的地方，并因此認為華夏應該承擔代償的責任。在我看來，違規和代償畢竟是不能劃等號的，是要分開進行認定，對于違規的地方，需要進行處罰，同時也需要對投資人做出一定的補償，畢竟由于內部的管理不當引起了投資人的理解失誤，并且造成了投資虧損，這個是客觀存在的事實，但是這并不代表投資決策是由于銀行的違規所引起的，最終的投資決策還是投資人自己作出的，對于理財產品的投資風險的最終判斷的決定權還是在于投資人手里。更何況理財產品的風險是因人而異的，不同的投資人對同一理財產品的風險承受是不一樣的，從這個角度來看，銷售人員也是無法掌握和了解到投資人的風險容忍度，所以完全把責任推到銷售層面，并不是合理的解釋。
　　事實上，在美國訴訟案例中，也有類似辯論，投資者認為自己是相信了銀行及其代理人（銷售人員）才做出購買決策，而辯論中法官并不支持這一論點。
　　從法律地位上看，銷售人員是銀行的代理人而非客戶的代理人，作為具有民事行為能力的客戶應具備對“談判對手”提供的信息做出判斷的能力，所謂的“信賴、依賴銷售人員”的事實并不能幫其免責。最終還是判定投資人自己承擔投資損失。
　　也正是有這個判例的存在，使得國外的投資人對于投資決策的風險性認識和自身投資能力的評估都非常重視，由于投資人的投資能力畢竟有限，在很多時候無法獨立進行投資決策，在這個情況下，服務客戶的獨立財富管理的概念才得到社會和投資人的認可，這些機構通過他們的獨立的專業判斷和投資決策幫助客戶更好地進行財富管理，很好地滿足了投資人無法充分把握投資風險的需求，從而在過去幾十年里，理財迅速成為了一個特定的行業。
　　如果不改變銷者有其罪的固有思維和法律認定，財富管理壓根無從談起。因為銷者有其罪，所以投資人會把產品本身風險審核這個核心點淡化，轉移到對銷售人員或者銷售單位的認可和追償中去。這顯然是無法持續的模式。同時銷售者為了回應公眾的輿論責任，簡單地采取了代償方式來進行安撫，從而讓投資者越發地迷戀銷售機構和人員，對產品本身的風險都不關注，這樣，理財市場必定會陷入惡性循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