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查資本市場大小案件，美國證交會（SEC）很講究時機：通常在市場低迷時動手。恰好目前就是這樣的時機。上一輪豪賭曲終人散，在美國上市的不少中國公司的財務問題漸漸露出了水面，投資者避之唯恐不及。不用擔心監管影響股市，沒有投鼠忌器的顧慮，于是，美國證交會動手了，同時還正式啟動司法程序，要求四大國際會計事務所在中國的關聯公司交出其相關工作底稿，否則就考慮取消其為美國上市公司提供服務的資格，將其趕出美國資本市場。
　　四大會計事務所寧死不肯交出底稿，卻非說中國法律不允許，而其在中國的分支必須遵守中國法律。如此看來，“四大”似乎顯得很冤、很無奈，美、英主流媒體確也如此刻意渲染。其實不然。“四大”自身也不想交出底稿。販夫走卒尚有許多小小秘密，“四大”縱橫國際資本市場，更有許多不可告人的秘密。交出底稿，這些秘密不就大白于天下了嗎？“四大”豈不陷入被動挨打的局面？
　　其實，不必扯上中國法律，拒絕交出工作底稿，會計事務所并非始作俑者，更非始于中國，華爾街的投資銀行和美國的會計事務所經常拒絕交出工作底稿。他們并不公開聲明拒絕交出工作底稿，而是直接銷毀證據，而美國證交會也就是罰款了事。有時會計事務所也會玩火自焚。比如，安達信長期為安然提供審計服務。騙局敗露后，安達信銷毀了大批工作底稿，最后被定有罪，并因此而破產。但此案是個例外。安達信銷毀證據前，美國司法部已開始刑事調查，所以安達信銷毀證據，問題就比較嚴重（美國資本市場有問題，大多是由證交會查處，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事后美國最高法院也做出判決，嚴肅批評執法機構對安達信過于嚴厲，明確否定了他們的做法。
　　在審計中國公司的問題上，“四大”也可花錢消災。而“四大”的優勢也就在于此：人多勢眾，財力雄厚，有能力提供賠償。因為是全球性的金融服務機構，真正是一方有難，八方支援。就審計業務向投資者支付賠償，在“四大”早就是常態，即使稱不上是家常便飯，也已司空見慣。但“四大”照樣盈利，照樣賺得盤滿缽滿。因為從概率上說，出毛病的上市公司總歸是少數——不是沒有問題，而是沒有暴露問題：只要能照常盈利，問題通常不會暴露。從某種意義上說，會計事務所賠償是一種制度設計，“四大”的賠償是某種形式的保險，有了保險之后投資者就放心，不怕大風大浪，可以放心大膽地到資本市場的江河湖海中弄潮。當然，羊毛出在羊身上，這筆變相的保險費用，最后還是要由投資者來承擔的。
　　資本市場一出問題，就拿會計事務所興師問罪，說起來也是一種不太合理的制度設計：因為投資銀行和律師事務所太難查。要知道，投資銀行和律師事務所可是雄才輩出的地方，這些人在政府內身居要職，有很大權勢。在美國，投資銀行掌門人出任財長和證交會主席的，不大有人在么？至于律師事務所，那就更加不好得罪了。按照美國法律，美國律師有律師-客戶特權，律師可以拒絕披露其與客戶之間的交流，工作底稿也屬于交流內容。證交會根本就查不了律師事務所的工作底稿。
　　當然，美國上市公司造假成風，美國證交會本身就難辭其咎。這些年來，經歷了安然造假丑聞、網絡公司泡沫和金融危機，各種教訓歷歷在目，對于會計行業內的種種貓膩，美國證交會當洞察其奸，嚴陣以待。再說，他們很清楚，中國視主權為生命，輕易不會同意由美國證交會直接向中國境內的被監管對象取證。如果正視這樣的現實，美國證交會至少可以要求有關上市公司在招股說明書中披露相關情況。照美國證券法，上市公司不管問題大小，只要事先如實披露，投資者就不得就此起訴，否則就屬于無理取鬧。但美國證交會當初沒有拉響警報，事后卻抓住這個問題大做文章，就不能不懷疑其真實動機了。
　　還有，證交會之所以嚴查“四大”的中國業務，“四大”在中國的“本土化”是個重要因素。所謂本土化是指，四大會計事務所在中國的高級管理人員中，中國籍人士必須達到一定比例。中國已就此提出了時間表。既然“四大”在中國的本土化勢在必行，美國證交會下手時便少了許多“同胞”之情。
　　而從四大會計事務所這方面看，如果他們斥諸巨資，在美國延攬律師，通過訴訟與美國證交會死纏爛打，證交會的如意算盤最后是否能得逞，還有很大懸念。此案現在還只是到了行政法官審理階段。美國行政法官相當于中國負責行政復議的官員，但取了一個叫得響的名字。行政復議之后，如果當事方不服，還可上訴到美國聯邦上訴法院。上訴法院審理之后，如當事方再上訴，美國最高法院還有可能受理。雖說“四大”在美國的勢力不及投資銀行和律師事務所，但在美國朝野到底還是有很深根基的，絕非任人宰割之輩。但很可惜，“四大”的態度也很曖昧。究其原因，還是因為中國分支的本土化大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