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機期間，各國、各地區比拼的不是一時的增長速度高低，而是結構調整的速度，是經濟轉型的速度，歸根到底是體制改革的速度。只要我們牢牢把握住加快改革這個大方向，改革開放就一定能夠給中國的發展帶來新的、更大“紅利”！

　　1.過去30多年，最大的紅利是改革開放。沒有改革開放，“人口紅利”、“政治紅利”、“和平紅利”無從談起

　　記者：黨的十八大報告對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的改革作出部署，字里行間傳遞出諸多改革新指向。不久前，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提出，改革開放“是我國發展的最大‘紅利’”。您認為這30多年來，改革開放給中國經濟發展帶來了怎樣的紅利？它們之間的關系是怎樣的？
　　魏加寧：關于過去30多年中國經濟為什么能夠快速增長，有人從經濟學角度將其歸因于“人口紅利”，有人從政治學角度將其歸因于“政治紅利”，也有人從國際關系學角度將其歸因于“和平紅利”。我認為，對中國過去30多年的發展而言，最重要的恐怕還是“改革開放紅利”！
　　改革開放，不僅給中國帶來了大量的國外資本和廣闊的國際市場，更重要的是調動了人們的生產積極性，提高了生產效率，從而為中國經濟發展注入了強大的動力和活力。
　　首先，如果沒有改革開放，“人口紅利”就無從談起。為什么同樣的人口結構，在改革開放以前，不僅沒有給中國的經濟發展帶來“紅利”，反而成為沉重的“包袱”？事實上，恰恰是因為有了改革開放，所謂“人口紅利”才能充分發揮出來，成為促進經濟發展的助推器。
　　其次，如果沒有改革開放，“政治紅利”就無從談起。鄧小平同志說過：“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只有經過改革開放，經濟取得長足進步，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制度才真正得到了鞏固，社會才能夠保持相對穩定。
　　再有，如果沒有改革開放，所謂“和平紅利”也無從談起。由于有了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周邊無戰事，為中國的經濟發展創造了良好的國際環境和重要的戰略機遇期，否則，我們的“人口紅利”也只能用于應付戰爭了。
　　所以說，對中國過去30多年的發展而言，“最大的紅利”莫過于改革開放！

　　2.只要進一步推進改革開放，就會給中國的發展帶來新的紅利

　　記者：正如您所言，改革開放給中國發展帶來了巨大的紅利，但是，改革開放已經進行了30多年，中國也經歷了幾十年的高速增長，改革開放的紅利是不是已經衰減？
　　魏加寧：的確，從經濟學角度看，舊的“人口紅利”似乎正在逐漸消失；從政治學角度看，傳統的“政治紅利”似乎也在發生變化；從國際關系的角度看，以往的“和平紅利”似乎也正在受到威脅。
　　生產成本上升、環境污染嚴重、經濟增長放緩……再加上收入差距過大、社會矛盾突出，所有這些，都說明傳統的發展方式已經走到盡頭，如果不進一步推進改革開放，不僅各種“紅利”會逐漸消失，而且以往的各種“透支”也會找上門來，要求追償，甚至有可能爆發各種危機。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各種傳統的紅利因素正在或將要消失，但是，只要進一步推進改革開放，就會給中國的發展帶來新的紅利。
　　比如，從經濟上講，雖然傳統的低素質勞動力的“紅利”正在逐漸消失，但是隨著教育的發展，人口結構中高素質優秀人才越來越多，只要改革開放真正到位，產業結構能夠實現升級，新的“人才紅利”就會替代舊的“人口紅利”，并使我國逐漸顯現出新的比較優勢。
　　再如，從國際關系上講，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雖然傳統的依靠引進外資、開放市場帶來的“和平紅利”會逐步減少，但是，隨著改革開放推動中國經濟持續較快發展，中國的對外經濟援助會逐步增加，更重要的是，一個開放、繁榮、民主、穩定的中國，給周邊國家以及國際社會帶來的安全感將會逐步增加，從而帶來新的“和諧紅利”。

　　3.30多年來中國經濟經歷了三次大的高漲，無一不與改革開放有關

　　記者：黨的十八大對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提出了新要求，但毫無疑問，當前中國經濟發展遇到了一些困難和風險，面對這樣的現實，很多人都想知道，中國經濟發展的動力來自何處？您怎樣理解改革是最大紅利？
　　魏加寧：從過去30多年的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過程來看，經濟增長周期與改革開放周期二者之間存在著十分緊密的聯系。改革開放以來的30多年，中國經濟經歷了三次大的高漲，無一不是與改革開放有關。
　　第一次改革開放高潮與經濟高漲的國內背景是，“文革”結束時，國民經濟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中國開展了第一次思想解放運動，爭論的焦點是關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場爭論解放了人們的思想，促成了80年代初開始的改革開放第一輪高潮：農村實行聯產承包，沿海設立經濟特區，積極吸引外資等，從而帶動了改革開放以來的第一次經濟快速增長。
　　第二次改革開放高潮與經濟高漲出現在90年代初。當時中國開展了第二次思想解放運動，圍繞著“姓資姓社”問題展開了一場大討論。1992年春，鄧小平同志南方談話將中國改革開放推向新一輪高潮，黨的十四大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中國經濟快速升溫，甚至一度出現過熱，不得不進行宏觀調控。
　　第三次改革開放高潮與經濟高漲出現在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后，當時中國經濟增速放緩，出現了通貨緊縮。90年代末，中國開展了第三次思想解放運動，爭論的焦點是加入WTO究竟是利大于弊，還是弊大于利？當時中央果斷加快入世談判進程，中國成功加入WTO，實現了全面的對外開放，從而導致中國經濟在新世紀頭十年里實現了出口帶動下的快速增長。
　　我認為，目前我們迎來了第四次改革開放高潮。在國際金融危機和歐債危機的影響下，中國經濟增長今年再次放緩。大家都在思考和討論中國經濟怎樣轉型、怎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我相信這一次新的思想解放會帶來新一輪的改革開放高潮，而新一輪的改革開放高潮必定會帶來中國經濟新的快速增長。
　　今年以來，中國政府正在加快推進改革開放進程，在國務院的推動下，各部門相繼出臺了一系列放開市場準入的措施，各級政府也都在積極爭取在改革方面先行先試。如果新一屆政府能夠把這件事情貫徹到底，我們就能夠實現一個全面“對內開放”的新局面，中國經濟就會進入一個新的高漲階段。

　　4.深化改革開放，要解決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

　　記者：您提出的“第四次改革開放”的核心是什么？關于改革，現在人們有一個共識，就是改革已經進入深水區，您認為有哪些障礙亟須克服？
　　魏加寧：十八大報告提出，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我認為，這就是“第四次改革開放”要解決的核心問題。
　　當然，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光解決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還不夠，還必須解決好“政府與國民的關系”，要分清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承擔什么樣的責任，國民自己應當盡什么樣的義務。此外，還要解決好“政府與政府的關系”，即中央與地方的關系，分清楚哪些事權應當由中央政府承擔，哪些事權應當由地方政府承擔。
　　目前，在要加快改革這一點上似乎已經形成了共識，從上到下，從企業家到政府官員，從專家學者到廣大民眾，大家都認識到：矛盾不能再拖，改革必須加快。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一手反腐敗，一手抓改革，切中時弊，深得人心。
　　在此背景下，我認為，當前推進改革的當務之急就是要盡快落實十八大提出的“完善體制改革協調機制”。能否建立起一個超越部門利益的、科學、民主的改革決策機制，事關改革的成敗，事關我們能否成功渡過“深水區”，事關我們能否克服利益集團的阻力，防止改革被部門利益左右，被地區利益左右。這是總體改革的突破口，也是改革的試金石。
　　此外，各項改革也都要選準突破口，首先要針對當前中國經濟轉型中可能遇到的主要風險進行重點研究。比如，財政風險、金融風險以及產業風險，都有可能是經濟轉型過程中最容易爆發危機的脆弱領域，必須提前做好準備，盡早采取預防措施。為此，財稅體制改革應以允許地方政府自行發債為突破口，以規范地方政府投融資行為，解決城鎮化的融資問題；金融改革應以建立存款保險制度為突破口，以保證利率市場化的順利實現；產業領域應以放開市場準入，鼓勵民間資本投資為突破口，實現所有制布局的合理調整。
　　需要強調的是，危機期間，各國、各地區比拼的不是一時的增長速度高低，而是結構調整的速度，是經濟轉型的速度，歸根到底是體制改革的速度。只要我們牢牢把握住加快改革這個大方向，改革開放就一定能夠給中國的發展帶來新的、更大“紅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