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翻番被列入國家發展目標后，國人異常興奮。這種興奮，來源于政策目標從注重經濟總量轉向了注重人均收入，這種轉變是非常可喜的。但同時也需要指出，“收入倍增”只是改善民生的一個小的方面，后面要做的事情還很多很多。
　　按照中國以往30多年的經濟發展速度，差不多每五年經濟總量和收入就會翻一番，因此，收入倍增應該說不是什么太難之事，或許也不用十年那么長時間。仔細琢磨，這里面其實反映了經濟學家和民眾思考方式的差異；經濟學家認為，只要經濟上去了，收入肯定會跟上;而民眾通常只看結果，不看過程。經濟倍增是過程導向的，而收入倍增是結果導向的，兩者本身就是同一問題的兩種表述，從本質上差異很小。
　　收入倍增的觀念來自日本，我國最常用的概念是GDP翻番。細究起來，兩者并不完全相同，但關聯性卻很大。其實，在改革開放之初，我國就非常注重借鑒世界各國的發展經驗，當時小平同志分別訪問了美國、新加坡、日本等國，而中國之后的經濟改革和開放政策也吸收了許多國家的經驗，比如大家熟知的比較優勢發展戰略，就是借鑒了新加坡的發展模式，而國人更熟悉的“先富帶后富”理論，則是對美國里根政府“滴涓效應”的轉化，而我們在改革初期最大的戰略目標“GDP翻番”就參考了日本的收入倍增計劃。
　　回首過去，國人今天的收入已增加了很多。隨著經濟總量翻番，我國的人均收入從改革開放初期的幾十元增加到現在的幾千元，早已翻了近多個番，只是大家習以為常，也就不怎么提了。從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到今天，在收入翻了好幾番的情況下，國人的生活質量也確實有了根本性的改善，從前的很多奢侈品都成了如今的日常消費品，但與此同時，我們生活的壓力并沒有減小，而是更大了。
　　毋庸置疑，中國民眾的收入不僅需要倍增，而且需要十倍增，才能真正趕上發達國家的水平。那中國人的收入是不是趕上發達國家后就幸福了呢，其實也不是，只要看看當今歐美、日本民眾生活的狀況就可想而知了。發達國家民眾在高收入下的不幸福感，說明了迷信收入增長，是一個根本性的觀念錯誤。如果不顧經濟發展的本質，收入增長不一定給民眾帶來幸福感，因為在收入增長的同時，民眾生存成本也在增加。而相反，如果能在人們的工資水平保持相對穩定的前提下，大大降低生活必需品價格，則可以大大舒緩民眾的生存壓力。尤其對于中國這樣人口眾多的國家來說，盡力建設“低生存成本型社會”，才應該是發展的目標，才將是一種從日常生活的細微之處減輕民眾生存負擔的社會模式。
　　除了降低民眾的生產成本，構建 “低生存成本型社會”之外，完善社會保障也是一項重要的治本之策。有人說，福利國家只可能產生于富裕國家，或是國家富裕的表現，這完全違背了歷史。我們只要了解下德國和北歐的崛起過程就可以明白，福利和社會保障制度往往都是在經濟最落后的國家產生的，而且恰恰是福利和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促進了這些國家和地區的崛起。
　　比如，德國是世界上最早通過立法建立全面社會保障的國家，而十九世紀后半葉的德國，剛剛完成國家統一，正處于鐵血宰相卑斯麥統治時期，當時的經濟發展水平比英、法差得遠多了，但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德國在世界上最先建立起社會保障制度，從而迅速崛起。
　　北歐是世界上最早建立全面社會福利的地區，至今也是全球社會福利和經濟表現最好的地區，但北歐建立全面社會福利時，幾乎處于歐洲最窮的狀態，城市化才剛剛開始，北歐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率先建立了迄今為止世界上最全面、最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并且很快就趕上并超越了早期資本主義國家，成為世界上最富裕的地區，社會福利制度的建立促進了北歐的崛起。
　　德國和北歐的案例足以說明，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非但不是國家崛起的障礙，而恰恰是動力。所謂國家還不富裕，在福利和社會保障上還難以高標準的說辭，根本就站不住腳。再怎么說，今天的中國的經濟實力，比卑斯麥統治時期的德國，比上世紀三十年代的北歐總要強得多吧？
　　再進一步，如果除去發展早晚以及社會制度等因素之外，我們就會發現，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是與這個國家的社會福利水平是成正比的，也就是福利水平越高，社會保障水平越高，經濟水平就越高，反之福利水平越差，經濟也越差。而且越早建立社會福利制度，國家崛起越快，社會福利和保障制度建立遲了，反而會阻礙國家的崛起。
　　總之，經濟發展，民生改善原本是相互促進的關系，而民生改善除了增加收入，還是一個系統工程，在這個工程中，降低民眾的生產成本和完善社會福利政策、健全社會保障制度在很多情況下可能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