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人民幣國際化隨著亞太經濟一體化進程穩步推進，中國與東盟自由貿易區，以及中國大陸與香港、臺灣的CEPA、ECFA的發展，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的規模不斷增大，中國與亞洲、歐洲、南美洲國家和地區20個雙邊本幣互換協議的實施，使人民幣“走出去”的版圖持續擴大。更有意義的是，離岸人民幣回流機制基本形成，香港人民幣離岸結算日趨成熟，亞洲開發銀行已決定在其貿易融資項目（TFP）中使用人民幣和印度盧比進行結算，中日兩個大國也相互增持對方國債并簽署了人民幣與日元互換的協議，這標志著人民幣在亞洲地區已經初步具備儲備貨幣的功能。然而，人民幣的崛起威脅到美元的市場份額，并引致美國的圍堵和報復。如何突破這種困局，是關乎中國和平崛起的大計。
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的歷史經驗表明，美國政治上的戰略利益、霸權利益是要為其經濟利益服務的，其中核心經濟利益就是美元霸權利益。美元霸權通過兩大支撐機制運轉：一是紙幣美元通過壟斷石油的結算與計價符號，來控制國際石油市場的交易及國際貨幣市場的貨幣供求體系，確保美元與黃金脫鉤后的價值錨定；二是將世界分工布局發展成為以中國為核心的實物制造經濟體系與以美國為核心的貨幣供給經濟體系之間的“雙向循環和雙向依賴”，確保美元在全球經濟增長中的主導作用。因此，與美元霸權相適配的全球經濟運行方式，必然是以比較優勢為理論基礎的自由市場經濟，以“華盛頓共識”為意識形態的經濟自由化、經濟全球化，必然是以美元輸出又順暢回流為基礎的、美國經常項目逆差、資本項目順差的模式。
為維持、提升全球對美元流動性的需求，在經濟上行周期需借助美國貨幣供給經濟體系拉動實物制造經濟體系的動力機制，攫取更大的相對收益；在經濟下行周期、自身地位衰退時運用軍事打擊、金融戰手段，打壞非美經濟體投資環境，使美國成為相對較好的“爛蘋果”，驅使資金回流美國，在競爭者崛起時慣用地緣、經濟戰略以及政治、軍事等手段，打擊、遏制競爭者崛起，阻礙、延緩、扼殺競爭者的貨幣國際化。
為此，美國政府、壟斷資本以及華爾街金融大鱷，總是主動地、無意地、不經意地對可能威脅或影響美元霸權地位的競爭者，實施包括軍事打擊、政治壓制和金融戰在內的“全方位戰爭”。這一系列的證據包括：
第一，美國通過海灣戰爭和伊拉克戰爭兩次擊敗伊拉克，使全球油價飆升，油價飆升拉高了全球的美元需求，同時，也順勢讓伊拉克新政府將石油結算貨幣由歐元改回了美元。
第二，美國通過廣場協議迫使日元大幅升值，日元完全自由浮動和匯率劇烈震蕩，限制了日元在結算和交易環節的使用，阻礙了日元在國際貿易和資本項下的交易計價、結算貨幣功能的實現，加之日元升值后引發日本泡沫經濟破滅，日本自此踏上漫長的經濟衰退并從此與日元國際化失之交臂。
第三，以索羅斯為首的對沖基金利用西德與英、意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缺陷，持續做多德國馬克、做空意大利里拉和英國英鎊，致使英、意脫離歐洲匯率機制（ERM），ERM也于1993年8月被類似于浮動的匯率體系所取代。索羅斯對沖基金狙擊歐洲匯率機制在客觀上打擊了歐洲貨幣一體化進程，延緩了美元競爭對手的形成。
第四，以索羅斯為首的對沖基金發動1997-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阻礙了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教導”出東亞各國對美元流動性的渴求和對美元外匯儲備的強烈依賴。
第五，美國組織的科索沃戰爭在歐洲腹心地帶展開，打壞了歐洲的投資環境，使歐元由戰前的1歐元兌1.07美元開始暴跌，最低跌至0.82美元兌換1歐元，使歐元誕生之初就立刻面臨夭折的危險。同時，利用美元匯率走強周期成功吸引熱錢從歐洲流出并流入美國，美國在成功打擊歐元的同時并順勢搶占了歐元的市場份額。
第六，美國在“9.11”之后發動阿富汗戰爭，打垮了盤踞阿富汗的基地恐怖組織，重建了美元的信心基礎，并促使流出美國的資金陸續回流美國。美國于2011年5月擊斃拉登并象征性地結束反恐戰爭后，全世界對美國投資環境的信心已空前鞏固，在金融危機后動蕩的金融市場中，美元資產相對于歐元和其他貨幣資產的無風險資產屬性，成功吸引低風險偏好資金持續增配、超配。
第七，次貸危機后美聯儲不顧其作為實際上的全球央行的角色，片面、自私地從美國需求出發，實施了三輪量化寬松政策（QE）、兩次“扭轉”（OT），起到損人利己的貨幣戰爭功能，其中QE擴大美元供給、促進美元貶值，打高了能源和大宗商品的美元標價，增加了美元流動性需求，并在稀釋美國債務的同時將美國國內過多流動性轉嫁全球；OT則通過打高短期美元資產收益率的方式，吸引資金流入美國，但資金快速流向美國也引發了歐洲、新興經濟體等資金流出國金融市場的劇烈動蕩，甚至造成嚴重的國際收支問題。
美元本位的危險性是不言而喻的，美國通過過于龐大的財政赤字和經常項目赤字向全球輸出美元，其所固有的削弱美元價值傾向將使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的“特里芬難題”（即作為國際貨幣要求的貨幣堅挺與作為世界主要儲備貨幣要求的國際收支逆差之間的矛盾）重新上演，一旦美國的“雙赤字”超越市場忍受與認同的極限而損及美元的國家信用，維系美國資產市場繁榮的資金鏈就會斷裂，對美元資產的逃離可能引發美元破裂性貶值，從而導致美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的“一損俱損”。危險性疊加上美元霸權的剝削性，客觀上要求我國在經貿體量躋身世界頂級水平中加快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盡快擺脫美元霸權的桎梏。
人民幣國際化在2012年最重大的進展是8月底中國-德國宣布中德貿易使用人民幣和歐元結算，9月中國-伊朗、中國-俄羅斯分別宣布使用人民幣作為石油貿易結算貨幣，加上中日之間貨幣互換計劃加速推進，中日韓自由貿易區進程加速，美元的結算貨幣市場份額將被嚴重削弱。當美國藉歐債危機良機使美元大勝歐元，又在反恐戰爭取得決定性勝利后，美國維護霸權的戰略目標就僅剩為遏制中國崛起，扼殺人民幣國際化，由此也就演繹出地緣斗爭中以“群狼”挑戰中國領土主權，來分解中國發展力量，拖垮中國經濟，經濟斗爭中以美國主導的“TPP”（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協定）來架空東亞一體化，以及以“封殺中興、華為事件”為代表的濫用對華貿易保護措施來壓抑中國外貿。
面對美國維護美元霸權所采取的圍堵行動，我們不僅要有勇氣，而且必須采取有效策略，除了做好政治、軍事、外交等全方位斗爭之外，關鍵是要采取法律和金融手段，作出有效的反制。在法律上，積極推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會員投票份額分配改革，通過民主投票機制促使IMF向全球央行轉型并履行監督全球貨幣體系職責，擺脫美聯儲對全球貨幣政策的實際控制，從而確保我國在良好的法律環境中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在金融上，靈活增減持美國國債資產，制衡美國的侵犯壓制行為，并積極培育亞洲債券市場，推進石油貿易以人民幣和非美貨幣結算，給麻煩制造者制造麻煩（據稱“9·18原油期貨閃電崩盤”就與中國計劃使用人民幣進行石油貿易結算的傳聞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