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關于中國未來通脹問題討論非常熱烈。一個由頭是中國日趨老齡化,勞動力成本具有長期上升趨勢。另外一個由頭是央行行長周小川即將卸任前的演講,他的一個重要觀點是“央行必須要對扭曲價格的改革作出反應,也就是說,央行必須要容忍一定程度的通脹”。 坦率地說,這兩種觀點都是值得商榷的。老齡化,或者說出現(xiàn)劉易斯拐點,是否將導致長期通脹?這已經(jīng)是一種流行的見解,勞動力紅利下降,過去無限的勞動力供應消失,那么工資就要提高,工資提高就會促使所有商品的成本升高,于是商品價格上升,于是通脹的長期基礎就出現(xiàn)了。 流行的見解為什么經(jīng)常是錯誤的?因為它經(jīng)常將一些直覺式的、單調的、線性的、呆板的東西塞在里面,而缺乏動態(tài)的、曲折的、面向本質的思考。我們認為,商品的生產(chǎn)函數(shù)可以簡化為資本、勞動和技術(索羅模型),這是三者作用。如果勞動的供應變得緊俏,導致勞動成本上升,但此時資本變得充裕,技術開始升級,那么將會出現(xiàn)“替代效應”,即便宜的資本和技術在要素組合中越來越多,部分地取代不斷昂貴的勞動,那么商品的價格會變得更加昂貴嗎?不見得,因為上漲的勞動被“平衡”掉了。 那么中國在勞動力紅利消失之后,資本是不是變得充裕?技術會不會提升?我們認為,這是非常明顯的現(xiàn)象。跟30年前相比,中國的資本充裕程度已經(jīng)大規(guī)模提高,中國人的學習能力非常強悍,技術擴散效應非常明顯。所以,用所謂勞動力紅利消失,劉易斯拐點來證明中國存在長期的通脹趨勢,這是智力上的偷懶,它沒有細致地刻畫商品價格在不同要素組合中的動態(tài)圖景。 周行長說,“央行必須要對扭曲價格的改革作出反應”,我們可以這樣理解:假設經(jīng)濟體中有商品A、B。A的價格是正常的,不扭曲的。而B的價格是扭曲的,是需要補貼來支撐的——有如電、煤氣或者水,那么A和B之間的比價關系正常是1:4,但現(xiàn)在卻是1:2,這意味著B需要提價。那么央行為了鼓勵B的價格改革,就用寬松的貨幣政策來支持B提價,讓B到達4的位置,但是這個邏輯鏈條有一個致命的疑問:可不可以在嚴謹?shù)呢泿耪呦,通過市場化的改革讓A自動滑落到0.5的水平,最終還是完成1:4的關系?也就是說,不能總通過通脹來理順價格關系,能不能通過局部通縮來理順價格關系?后者的好處是,改革不會帶來價格總水平的過度上升,擁有低通脹環(huán)境。 很多異議者就會說,非漲價的比價關系調整是不對的,因為這會打擊A的生產(chǎn)。但是按照我們的貨幣觀念來看,這沒有說服力。除非貨幣發(fā)生大規(guī)模的收縮,人為制造所有商品都下跌的狀態(tài),使得人們都像葛朗臺一樣存錢,因為錢會自動升值。否則在中性的貨幣增長下,不會存在這種情況。假設貨幣整體上不是收縮的,而是輕微膨脹的,在這個基礎上的價格改革,A的下滑會帶來B在原價格下的產(chǎn)能擴張,從而健康地消除了B在價格扭曲下的供應瓶頸。 實際上這個觀念被經(jīng)濟史的諸多事件所證明,比如1887年—1894年美國的經(jīng)濟情況。相反,中國1980年代后期的“價格闖關”恰恰是用通脹來運作的,失敗的。而1994年則依靠嚴謹?shù)呢泿耪咄瓿闪撕芏鄡r格管制的解除。所以,在嚴謹?shù)、非激進的貨幣政策下,照樣可以完成價格改革,只要價格改革的微觀運行機制(例如產(chǎn)權改革)構建得不錯,即使宏觀政策是緊縮的,照樣可以完成價格改革。而周小川的陳舊觀念同1987年的那幫人沒什么差別。 綜合起來,我們的觀點很簡單直接:中國未來通脹的可能因素只有一個,就是央行。勞動力紅利消失不是,因為要素替代可以完成商品價格的穩(wěn)定。價格改革不是,因為價格改革也可以在嚴謹?shù)呢泿耪呦峦瓿伞?STRONG>只有央行是未來制造通脹的唯一可能,他們可能覺得人口紅利消失后的整體經(jīng)濟增長率不給力,于是不斷增加貨幣供應來刺激經(jīng)濟,央行是唯一可以產(chǎn)生成本—工資螺旋式上升的通脹風險的因素。所以,不要談中國通脹的內生原因,而是關注中國通脹的官僚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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