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名樓”申遺，激起議論一片，有叫好的，如“申遺有助于將名樓文化推向世界”；也有質疑的，如“好多所謂名樓都是假古董”。近日又傳來消息，由于各個名樓之間“還沒有達成完全的統一意見”，申遺暫時擱置，但這同時也意味著，一旦各方意見一致了，名樓將繼續奮戰在申遺的戰斗中。
筆者不去揣測申遺發起方是否有作秀或是政績工程的意圖，僅從技術角度，就“十大名樓”聯合申遺談一談想法。我的建議是：要申遺，先把概念玩兒好。之所以這么說，是因為這次“十大名樓”打包申遺在本質上是在玩兒概念。我并不是說“玩兒概念”不好，把一個概念玩兒好，非常有助于提升我國文化遺產在國際上的知名度。比如前年申遺成功的登封“天地之中”建筑群，就宣傳了一種中華文化的宇宙觀。話說回來，今天的世界，其實就是誰把概念玩兒好，誰就有能力影響世界。比如“非物質遺產”這個概念，就是日本人極力推動并發展起來的。
“十大名樓”申遺，首先面對的概念是“原真性”，通俗點說，就是如何回應“假古董”的質疑。有關名樓是“假古董”的批評出自文物專家之口：比如黃鶴樓是上世紀80年代以清同治樓為藍本重建的，滕王閣是1985年依照梁思成所繪的《重建滕王閣計劃草圖》重建而成，而南京的閱江樓甚至是到2001年才建成開放的……但我認為，這些有關原真性的批評有待商榷。
事實上，原址重建的文化遺產名列世遺名錄并不鮮見，在二戰中幾乎毀滅殆盡的華沙老城，戰后幾乎按原狀復原，依然得以入選世界遺產，甚至“重建”行為本身，也被認為是其價值的一部分。話說回來，能有多少世界遺產現在還保存著最初的狀態呢？我國的長城就經歷了2000多年的重修再造，其八達嶺段甚至是上世紀50年代重修的，但誰又能說長城不具備“原真性”呢？
即使真的細摳原真性，“十大名樓”申遺也大可將其規避。有人提出以文化景觀類型申遺，就是一個很聰明的策略。名樓申遺，玩兒的是一個“樓和景觀相結合”的概念。這是一個中華文化獨特于其他文化的重要元素：以特定的自然景觀為依托，建立一座“樓”，賦予其豐富的文化意涵。這些“樓”的價值不僅在文物本體，更在于它們所依托和構建的一整套文化景觀，及其反映的中國古代文人集團對時間和空間的審美態度。這恰恰是文化景觀遺產所看中的東西。
文化景觀強調建筑、自然以及人的生活在歷史演進過程中所體現出的和諧美。比如西湖，如果以原真性的標準衡量，重建于民國時期的斷橋本不具備什么歷史意義，但它作為西湖文化景觀的一部分，又承載了豐富的審美想象。從這個角度上說，只要符合當年的建筑工藝和型制，只要把樓在整個文化景觀中的意義和價值說清楚，重建便不是問題。不能一看是重建，就斷言為“毫無價值”。因此，“十大名樓”申遺的癥結不在“樓”，而在“十大”。
恕筆者知識淺薄，不知道“十大名樓”這個概念是否具有充分的歷史內涵。查閱資料后發現，這個所謂的十大是個很新的說法。2003年，中國文物學會歷史文化名樓保護專業委員會由黃鶴樓、岳陽樓、滕王閣、大觀樓、蓬萊閣、鸛雀樓等6座歷史文化名樓共同發起成立。此后，天心閣、閱江樓、鐘鼓樓、天一閣和杭州城隍閣相繼加入。這次申遺是除了城隍閣之外的10座樓一起打包。據說有內部人士認為，十個一起申遺能增大申遺保險系數。也有人舉出前兩年“中國丹霞”六省一同申遺的經驗，以及絲綢之路、大運河等跨國、跨省申遺的方法，認為“捆綁申遺”會提升申遺的分量。但從技術角度來說，名樓申遺的硬傷恰恰在于這個“十大”上。
把美好的事物連結起來，用一個數字創造一個其超越個體的敘事，是將價值升華的一種方式，比如“七大奇跡”、“四大發明”、“三山五岳”等。但是，從技術認定的角度來說，這些數字其實毫無意義。文物不是變形金剛，單體有價值，不等于這些單體的組合就必定具有價值。丹霞、大運河之所以能夠多地申報，是因為它們無論分布如何，基本內涵是統一的，它們并不是為了申遺而臨時拼湊的概念。再如絲綢之路，這個概念存在了千年之久，已廣為世人所認同。
“十大名樓”（或是任何“×大××”）這種組合，聽起來很有味道，但細琢磨起來太虛幻，難以從技術角度去論證。如果硬要用這個概念，世遺評審專家可能會問，這個“十”究竟意味著什么，它如何體現出一種杰出的普遍價值，為什么是十而不是九，不是六，不是四（實際上“四大名樓”這種說法至少在國內更加深入人心）？這些樓在建筑形制、規劃理念、哲學思想、后世的人文社會延伸上具有什么樣的共性？它們內在之間是如何構建聯系的？這些問題是擺在名樓申遺者面前最大的難題。
我們常常想當然地以名氣論價值，比如當年中岳嵩山申遺的時候，很自然地認為“中岳”是個無需多談的概念。但嚴謹的世遺專家則持有不同觀點，不斷追問“中”究竟為什么對中國人這么重要。嵩山申遺沒有一次成功，有很大一部分原因便是我們對“中”的解釋不夠清晰。我們不要因為有名氣，就忽略了一些實實在在的論證。就拿岳陽樓來說，沒有任何專家會因為一個古代文人寫過一篇流傳于世的關于這座樓的文章就認為它具有價值。如果都按名氣論，那世界遺產早就該落在牛津、劍橋或是哈佛的頭上，而不是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
由于世界遺產組織對各個國家每年申報數量限制在兩個，導致最近幾年內出現大量的聯合申遺案例，意圖通過“打包”的方式規避數量限制。這種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申遺熱，給了一些根本不具備遺產價值的文物以“濫竽充數”的機會，同時，更給了大量遺產“創造概念”的機會，但世界遺產要的是實實在在的“干貨”，而不是所謂的名氣或憑空創造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