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將是新世紀以來我國GDP實際增速與預期目標最接近的一年。經濟運行出現一些新變化：全球經濟相互影響加深，“中國因素”日益凸顯；地方政府投資擴張能力下降；貨幣政策效應減弱；去庫存持續時間長于以往；結構調整取得新進展。預計全年經濟增長略高于7.5%。
從今年經濟運行狀況看，我國經濟增長階段轉換的征兆更趨明顯。其實質是增長動力的轉換，也是企業、政府和居民重新適應新常態的調整過程，為我國經濟在尋求新平衡的過程中保持基本穩定，并為體制改革和結構調整創造條件。建議2013年經濟增長目標可確定為7.5%，CPI為4%左右。
今年以來，歐債危機反復，全球經濟增長明顯放緩；國內主動調控房地產市場和化解投融資平臺風險，經濟增長面臨較大下行壓力。黨中央、國務院堅持穩中求進的總基調，把穩增長放在更加重要的地位，經濟運行逐步企穩，預計全年經濟增長略高于7.5%。
展望2013年，國際環境充滿復雜性和不確定性，國內經濟運行處在尋求新平衡的過程中。在繼續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和穩健貨幣政策的同時，注重需求政策與供給政策結合，短期政策與中長期政策結合，增強政策彈性和有效性，著力破解企業生產經營中的困難，加快結構調整步伐，培育新競爭優勢，推動增長動力轉換和發展方式的實質性轉變，促進國民經濟平穩運行。
前三季度，經濟增長持續下行態勢，企穩回升明顯后延，超出預期，表明我國經濟運行的內在機制發生變化。從全年走勢看，當前一些積極因素正在積累，四季度有望小幅回升，預計全年增長略高于7.5%。
1.經濟運行機制出現新變化
（1）全球經濟、貿易的相互影響明顯加深。
今年年初以來，歐債危機出現反復，發達經濟體陷入低迷或衰退。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市場規模較小，對發達國家依賴程度較深，經濟收縮步伐明顯加快，印度、巴西、土耳其等國家的經濟增長均大幅下降。我國對發達經濟體出口增長下降的同時，對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也出現同步甚至更大幅度的下降。
同時，隨著經濟規模的擴大和對全球增長貢獻的上升，我國經濟減速、進口收縮對全球經濟和大宗商品價格的影響明顯擴大，世界經濟中的“中國因素”日益凸顯。本輪經濟回調中，外需萎縮和內需收縮形成惡性循環，經濟下行壓力比預期更大。
（2）地方政府投資擴張能力下降。
今年5月以來，黨中央、國務院相繼出臺了一系列穩增長的政策措施。但與2009年相比，政策傳導不暢，效應低于預期。除了力度相對較小以外，主要原因在于地方政府財力不足，投資、配套能力明顯下降。
一是房地產市場進入調整階段以后，房地產開發商減少土地購置，土地出讓金收入明顯下降；二是金融機構為規避風險，大幅縮減了對投融資平臺的貸款；三是受速度效益型模式的影響，經濟增長逐季放緩，財政、稅收收入增長大幅回落。此外，風險約束明顯增強，地方政府投資比以往更加理性。
（3）貨幣政策效應減弱。
5月份以來，貨幣政策開始明顯放松。M2增速企穩回升，社會融資總量也大幅增加，然而實體經濟新增中長期貸款、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則回升緩慢。在潛在增長率開始下降和內部結構深刻調整時期，投資主體預期不穩，信心不足，風險厭惡等，投資擴張受到抑制，貨幣政策的有效性有所降低。
（4）去庫存持續時間長于以往。
新世紀以來，我國商業庫存調整呈現比較穩定的規律，庫存周期一般持續38至40個月。根據歷史經驗，本輪去庫存應在年中結束。但是，由于本次危機持續期長，加上產能過度擴張以及前兩年的高增長，企業對經濟增長、物價走勢持有過度樂觀預期，庫存維持在較高水平。當內、外需求同時收縮時，被動去庫存幅度偏大、時間偏長，導致工業產能利率用率持續偏低。
（5）結構調整取得新進展。
今年以來，經濟結構調整取得新進展。在制造業持續走低、工業產能利用率不足的同時，非制造業保持活力，服務業發展勢頭良好；在東部增速放緩的同時，中、西部地區總體呈現較快增長態勢；在經濟增長放緩的同時，就業狀況總體平穩，城鄉居民收入保持較快增長。此外，產業梯度轉移速度加快，新產品研制、銷售周期縮短，質量提升；機器替代勞動的趨勢日益明顯，資本有機構成和勞動生產率同步提高。
2.四季度有望小幅回升，全年增長略高于7.5%
近期一些積極因素正在積累。
一是新一輪寬松貨幣政策促使世界經濟短期向好。自歐央行實施直接貨幣交易（OMT）、美聯儲推出新一輪量化寬松（QE3）后，英國、日本、巴西、澳大利亞等相繼實施寬松貨幣政策，短期有利于穩定金融市場，提振消費信心，我國出口增長將逐步回升。
二是全球制造業采購經理指數（PMI）總體有所改善。9月份，美國、歐盟、德國、日本及新興市場國家PMI指數都出現回升。我國PMI指數也結束了連續4個月的下降，特別是新訂單指數、新出口訂單指數分別比上月回升1.1和2.2個百分點。
三是企業原材料購進指數已經止跌回升，大宗商品價格整體呈回升態勢，將推動企業回補原材料庫存和增加需求。
四是內需短期呈企穩回升態勢。基礎設施投資回升和房地產市場回暖，固定資產投資維持穩定增長態勢；在房地產銷售回升、長假等拉動作用下，消費實際增速將略高于上年。
五是企業盈利環比改善。1-8月份，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累計同比下降3.1%，降幅有所收窄。其中，8月份環比上升3.93%，而且不同類型企業盈利環比均實現正值增長。
此外，去年四季度工業生產、投資、出口等增長均出現較大幅度下滑，也為今年四季度企穩回升奠定了一定基礎。
目前，三大需求總體均呈企穩回升態勢，四季度經濟增長將出現小幅回升，預計全年GDP增長略高于7.5%。8月份，大宗商品、鮮菜等價格上漲，CPI出現季節性回升。四季度受PPI回升傳導，以及油料、肉禽及制品等價格回升，物價存在一定上漲壓力。預計全年CPI漲幅略低于3%。
基于上述分析，今年將是新世紀以來GDP實際增速與預期目標最接近的一年。在歐債危機反復惡化、全球經濟持續低迷背景下，主要宏觀經濟指標基本達到預期目標，成績來之不易。尤其難能可貴之處在于：一是在經濟持續下行中，堅持房地產調控不動搖，積極化解投資融資平臺風險，有效控制通脹，成效顯著；二是正確對待經濟增速小幅下降，堅持推進經濟結構調，并取得新的進展；三是在財政收支壓力不斷加大的同時，積極推進民生領域改革，支出大幅增加，對促進消費增長和保持社會穩定均發揮了重要作用。
從今年以來的經濟運行狀況看，我國經濟增長階段轉換的征兆更趨明顯。2013年，全球經濟仍處危機后的調整期，國際環境充滿復雜性和不確定性；國內原有競爭優勢、增長動力逐漸削弱，新優勢尚未形成，市場信心和預期不穩，經濟運行處在尋求新平衡的過程中。
1.全球經濟仍處危機后的調整期
2013年，世界經濟仍處在調整期，結構改革不到位和需求增長乏力等問題難以根本改觀，金融危機的影響呈現長期化趨勢。同時也應看到，發達國家實施再制造業化戰略，以互聯網、新能源為代表的第三次工業革命正在興起，全球產業結構調整出現新動向。
美國今年底和德國明年的大選，使美國和歐盟經濟政策的連續性面臨不確定性。OMT和QE3短期內對穩定金融市場、降低市場避險情緒、提振需求預期都有積極作用，但由此引發的新一輪為防止本幣升值的全球性貨幣寬松競賽，對短期資本流動和物價上漲都將產生影響。
在貨幣寬松的同時，發達經濟體財政狀況依然捉襟見肘，被迫實施緊縮性財政政策以應對主權債務壓力，不利于結構改革的推進，也限制了政府支持需求擴張的能力。另外，地區沖突、宗教矛盾和主權爭議等問題加劇，對大宗商品供給、資本流動和經貿往來可能形成負面沖擊。
首先，美國經濟保持溫和增長。8月份，美國中位數房價同比上漲13.4%，新開工房屋保持較快增長，房地產市場持續回升。商業零售保持平穩增長，消費者信心指數處于危機后的較高水平。制造業產能利用率平均超過78%，接近危機前水平。9月份，失業率下降到7.8%。
根據美國經濟學家測算，現階段美國潛在增長率為2.5%左右，創新活力使其保持了較強的彈性和競爭力。短期最大的挑戰來自于就業和債務壓力。低就業增長將影響消費的可持續性，財政緊縮不利于經濟復蘇，也可能會引發金融市場波動。
其次，歐盟將維持零增長或輕度衰退狀況。歐債危機處置進程緩慢，但總體仍沿著預期方向發展。隨著歐洲穩定機制（ESM）和OMT的實際運轉，以及財政聯盟的推進，歐洲金融市場有逐步趨穩的可能。但如何擺脫高失業率（11.3%）、高通脹（2.7%）與零甚至負增長狀態，仍然是一個巨大挑戰。金融市場穩定只是第一步，實體經濟活力和競爭力不足、內部發展不平衡等問題，短期內難見明顯成效。
再次，日本經濟有所放緩。2013年，災后重建和電力供應恢復的拉動作用明顯減弱。日本罔顧歷史事實挑起的釣魚島爭端，對中日貿易和全球分工鏈的沖擊將持續一段時間。針對QE3，為了防止日元升值并試圖走出通縮，采取巨量投放貨幣的措施，其影響仍有較大不確定性。
最后，新興市場回升動力不足。隨著新一輪貨幣寬松，大宗商品價格會逐步走高并維持在相對高位，這將有利于資源出口國投資和消費的恢復。在金磚國家增速放緩的同時，隨著資金向發展中國家回流，土耳其、印尼、尼日利亞、波蘭等國將有一些新亮點。但由于創新潛力總體不足和對外部市場的依賴性，新興市場回升動力仍顯不足。
2.我國總需求增長仍面臨一定下行壓力
（1）出口增長與今年大體持平。
近十年來，我國對外貿易年均增長21.7%，比同期全球貿易年均10%的增幅高出1倍。其中，出口年均增長21.6%，在全球出口中的份額由2002年的5%上升到2011年10.4%。但今年以來全球貿易明顯偏離了歷史趨勢。結合明年總體國際形勢和以往經驗推算，并考慮到我國勞動力成本上升、低成本優勢逐步削弱以及結構調整升級等，預計明年出口增長與今年大體持平。
（2）消費增長有望保持基本穩定。
在本輪經濟持續下行中，就業總體穩定，城鄉居民收入保持較快增長，為消費穩定增長奠定了基礎。房地產銷量持續回暖，與住宅相關的裝修、建材、家電、家具等消費將有所回升；根據汽車購置周期和原油價格走勢，汽車及石油制品消費將保持穩定增長；受通脹預期影響，珠寶和貴金屬消費因保值需求出現恢復性增長。預計2013年消費增長14%左右。
（3）投資增長面臨一定下行壓力。
首先，房地產投資回升力量不足。隨著商品房銷售回暖，且銷售增速超過新開工面積增速，以及土地購置面積增速降幅收窄，市場主導的房地產投資將出現小幅回升。但與今年相比，明年保障房施工套數、施工面積和新開工面積均有所下降，保障房投資增速將明顯減緩。
其次，出口不振和產能過剩、利潤偏低，影響制造業投資增長。我國制造業投資與出口增長密切相關，明年出口增長相對低迷，出口拉動的投資動力不足。今年企業盈利水平普遍下降，眾多企業出現虧損，自有資金不足，投資擴張動力減弱。
再次，根據“十二五”規劃部署，公路、鐵路、地鐵、水利等基建投資明年仍有一定增長潛力。但地方負債率較高，稅收增收困難而民生類支出壓力較大，局部地區風險約束明顯增加，基建投資擴張能力受到限制。預計2013年固定資產投資增長18%左右。
（4）物價上漲壓力有所上升。
受新一輪全球性寬松貨幣政策影響，大宗商品價格走高和短期資本回流，都可能推高明年的CPI。食品供求總體處于緊平衡格局，國際、國內供給沖擊或貨幣寬松都容易使物價上漲預期轉化為上漲現實。隨著PPI逐步回升，將部分傳導到CPI。明年物價綜合壓力將略有上升。再考慮要素價格改革等，應為CPI上漲預留一定空間。
綜合判斷，2013年世界經濟仍處在深度調整期，國內需求面臨一定下行風險，物價上漲壓力有所上升，全年經濟增長與今年大體持平。考慮所處的發展階段和潛在的不確定因素，為我國經濟在尋求新平衡的過程中保持基本穩定，并為體制改革和結構調整創造條件，建議將2013年經濟增長預期目標確定為7.5%，CPI為4%左右。這一方面與“十二五”規劃的預期目標逐步銜接，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向市場傳遞積極、理性的調控信號。
從GDP季度累計同比增長看，本輪經濟回調到三季度已持續了10個季度。這是我國自1992年開始發布該項指標以來，回調持續時間最長的一次，經濟增長也明顯偏離了2002-2011年10.6%的季度平均水平。這不僅反映了我國經濟增長階段、運行機制的變化，對宏觀調控目標、手段和傳導機制也需要重新認識。
1. 要高度關注新情況新問題
（1）寬貨幣與高資金成本并存。
我國M2占GDP比重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最高。今年前三季度，貨幣供給趨于寬松，反映市場資金狀況的銀行理財預期收益也逐步下降。但與此同時，實體經濟尤其是中小企業資金緊張，融資成本居高不下。企業負債同比增速持續下降，而財務費用同比增速卻維持在30%以上。
經濟下行中企業利潤總體下滑，非金融類企業盈利空間明顯縮小。上半年，2455家上市公司總凈利1.02萬億，同比下降1.54%，非銀行上市公司利潤同比下降16.4%。其中，16家上市銀行凈利潤5452.3億，占比高達53.6%，同比增長18.2%。
寬貨幣與高資金成本并存，從直接原因看，一是企業經營風險加大，不同信用等級、貸款期限之間的利差開始擴大；二是企業資金鏈緊張，銀行議價能力相對提高，綜合成本上升；三是受貸款規模和監管指標限制，銀行信貸供給受到約束，大量資金在體制外循環；四是信托公司、小貸公司及其他借貸中介的融資成本較高，普遍在10%以上。根本原因則在于金融過度壟斷和中小銀行發展不足，嚴重扭曲了資金配置。
（2）我國出口競爭力開始出現下降跡象。
近5年來，我國出口對GDP增速的貢獻平均為26%，年均拉動GDP增長2.5個百分點。而今年1-8月份，出口僅貢獻0.61個百分點，出口下降是今年增速放緩的主要原因。目前，鼓勵和支持出口的政策作用十分有限，除了全球需求疲軟外，一定程度上可能反映了我國出口競爭力的變化。
不少外貿企業反映，我國勞動力成本大幅上升，社保繳費過高；今年以來FDI一直負增長，而且部分投資具有明顯的產業轉移性質；個別國際品牌關閉在華生產基地。隨著我國要素價格上升，出口競爭優勢逐步由低成本向規模經濟、產業聚集效應轉變。
當外部市場持續萎縮、內部市場不振時，規模經濟、產業聚集對成本上升的抵消作用也在減弱。上述因素的變化，可能預示我國出口競爭力開始出現下降跡象。根據商務部監測，我國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國際市場份額已經持續小幅下降。
（3）增長階段轉換中的財政可持續性。
今年以來，在經濟持續下行過程中，財政增收壓力逐漸增強。1-8月份，全國財政預算收入累計增長10.8%，比去年同期回落20.1個百分點。其中，8月份僅增長4.2%，中央財政收入下降6.7%。在推行結構性減稅的同時，基層稅務機構迫于增收壓力，各種非稅收入大幅增加。部分地區名在減稅，實則加負。
從國際經驗看，發展階段和稅制特點決定了發展中國家稅收對經濟增長的彈性明顯高于發達國家。經濟增速短期過快下滑，中央、地方財政收入可能出現負增長。在亞洲金融危機和國際金融危機爆發時，曾經發生過類似的情況。當增長階段轉換期到來之后，7%左右的經濟增長將成為常態，依靠非稅收入應對財政持續減收，無異于竭澤而漁。
與此同時，在邁向高收入社會的過程中，政府公共服務支出往往會明顯增加，且具有剛性，中央、地方財政可持續性面臨考驗。這不僅要求切實轉變政府職能和工作方式，提高公共決策的科學化、精細化水平，而且需要調整、優化支出結構，提高公共支出效率，福利體系的建設也應與財政能力相適應。
（4）新常態下宏觀調控的新思路。
增長階段轉換實質是增長動力的轉換，也是企業、政府和居民重新適應新常態的調整過程。其間，一是很多企業會缺乏方向感，預期不穩定，找不到適宜的投資方向；二是政府調控目標不容易確定，不知道突破什么臨界點整個經濟系統將難以承受；三企業原有的盈利模式不再像過去那樣有效，在低速增長下盈利壓力持續增大。
未來一段時間，7%左右的增長將是一個新的常態。就宏觀政策與增長階段轉換的關系而言，宏觀政策要順應增長階段的轉換，特別要防止過度放寬宏觀政策而使經濟重回以往高增長軌道的傾向。同時要看到，增長階段轉換也需要一個相對穩定的宏觀環境，宏觀政策也要防止在多重因素作用下短期內增長速度過快下滑。
防止上述兩種可能性，使經濟在與增長階段轉換相適應的軌道上平穩運行，并促進經濟發展方式取得實質性轉變，應當成為今后較長一個時期宏觀政策的重要取向。不少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往往就是在這一個過程沒有處理好穩定與轉換之間的關系。
在應對亞洲金融危機和國際金融危機時，之所以將8%作為我國經濟增速的目標底線，一個重要的依據是保障每年800萬以上的新增就業。保增長、保就業、保穩定，成為當時宏觀調控的基本邏輯。隨著我國人口結構和勞動力供求關系的轉變，以及經濟結構調整尤其是服務業的快速發展，就業對經濟增長的約束有所緩解。在本輪持續較長的回調過程中，失業率有所上升，但就業狀況保持了基本平穩，“保八”不再是硬的就業約束。
但與此同時，由于速度效益型模式沒有根本改變，經濟增速短期過快下滑，中央、地方財政收入大幅下降，企業贏利能力和水平滑坡，虧損面不斷擴大，財政金融風險則可能集中爆發。因此，需要確立穩增長、穩效益、防風險的宏觀調控基本思路。通過積極需求管理，以防止短期內經濟增長大幅度滑坡為重點，為微觀主體的調整和增強對新增長階段的適應性爭取必要的時間和空間，把矛盾和問題控制在社會可承受的范圍內，有效防范和化解各種風險，并積極培育新的競爭優勢。
（5）短期與中長期政策并重，推動增長動力平穩轉換。
當前世界經濟仍處于危機后的調整期，有效的結構調整和推動實體經濟增長的全球性力量尚未形成。我國經濟正處在增長階段轉換和尋求新平衡的關鍵期。增長階段轉換實質是增長動力的轉換，是原有競爭優勢逐漸削弱、新競爭優勢逐漸形成的過程，也是原有平衡被打破，需要重新尋找并建立新平衡的過程，經濟運行總體比較脆弱。
2013年，全球進入新一輪貨幣寬松期，但對實體經濟的刺激作用有限，我國總需求仍面臨一定下行壓力。在繼續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和穩健貨幣政策的同時，注重需求政策與供給政策結合，短期政策與中長期政策結合，增強政策彈性和有效性，著力破解企業生產經營中的困難，加快結構調整步伐，培育新競爭優勢，推動增長動力轉換和發展方式的實質性轉變，促進國民經濟平穩運行。
2.采取有效政策措施應對新問題
（1）以降低企業稅負和穩定地方財力為重點，繼續實施積極財政政策。
以增強微觀主體活力、涵養財源為目標，積極清理各種不合理收費，切實防止因增收壓力而加大企業負擔。落實研發支出稅前扣除政策，加速企業折舊，促進企業技術改造。適當提高中央預算赤字水平，擴大財稅政策的回旋余地。加大中央財政對地方財力的支持，提高地方政府基本保障能力，切實提高財政資金使用效率。擴大房產稅、資源稅試點范圍，積極培育地方政府新稅源。加快研究地方債的相關規則和管理方法，積極穩妥地擴大地方債發行試點。
（2）以降低企業資金成本和穩定貨幣供給為重點，繼續實施穩健貨幣政策。
一是通過外匯占款、央票余額變化及公開市場操作，保持基礎貨幣必要的增長，及時降低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保持市場必要的流動性。二是保持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在波動中的相對穩定。針對全球新一輪量化寬松貨幣政策，適當加大人民幣匯率波動幅度，保持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的相對穩定。三是對于中小金融機構，如農信社，其貸款對象集中于小微企業和三農領域，可放開貸款額度控制。四是適當放松對過橋貸款等限制，支持與產業升級相伴的兼并重組。
（3）以促進房地產可持續發展為重點，進一步完善房地產調控政策。
進一步完善房地產相關調控政策，努力實現房地產市場平穩運行。一是在總結各地經驗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限購政策，使其既能充分發揮在限制投機、投資性需求方面的積極作用，又不影響首次置業和改善型需求的及時釋放。二是實行住房貸款利率和首付反向調整政策。即在貸款利率下調時，適當上調首付比例，防止因貨幣政策調整造成購房人支付能力在短期內發生較大變化，進而造成市場需求和房價的大幅波動。三是適當調整房地產交易環節稅費，鼓勵梯度消費和增加二手房供給。四是更加重視地方政府在土地供給方面的調控作用。加大北京等熱點城市的土地供應，緩解供求矛盾，同時穩定房地產投資。
（4）以提高企業綜合素質和競爭力為重點，加快產業結構調整升級。
采取必要的信貸、稅收等措施，支持企業關閉、并購、聯合、重組，加快產業組織結構調整，促進競爭性領域大企業集中度的提高和中小企業專業化分工的深化。限期清理阻礙市場進入的各種規定，盡快在放開市場準入、放松經濟性管制上邁出實質性步伐。注意把產業區域轉移與技術改造、產業升級密切結合，有效提升中西部地區的工業化水平。加快落實鼓勵技術創新的政策，加大政府采購對創新產品的支持，對重大技術裝備自主創新提供必要的信貸支持。加大對寬帶、研發創新基地等先進基礎設施的投資力度，增強產業創新升級后勁。
（5）以推動增長動力轉換為重點，深入推進經濟體制改革。
當前經濟增速持續下行，既有中長期增長動力轉換的因素，也是在現有體制機制和發展模式的框架內，資源優化配置受到限制，增長潛力難以有效釋放的結果。市場化改革進展不平衡，部分基礎行業和要素領域價格不順、放開不夠、競爭不足的問題十分突出，市場機制難以發揮基礎性作用，抑制了規模依然可觀的增長空間的釋放。轉變發展方式和轉換增長動力的根本方向，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根本出路在于改革和創新。必須重視短期與中長期政策有效銜接，在保持經濟運行基本穩定的同時，著力深化體制改革，釋放新的制度紅利，激活增長潛力，推動增長動力轉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