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臨近，各方對新的改革措施充滿期待，這些預期主要集中在破解收入分配矛盾、精簡政府機構、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等多個方面。筆者認為，其中收入分配體制改革是解決中國經濟問題的根本出路，也是推進其他綜合改革的基礎。利用“十八大”召開時機，適時推出收入分配改革將有利于穩定市場對中國經濟的長期信心。
　　當前我國經濟所面臨的不協調、不持續問題日益突出，這是幾十年高速發展積累矛盾的集中反映。過去，我國主要依靠投資和出口兩駕馬車拉動，形成圍繞與之服務的要素市場資源配置模式，并不斷自我強化，滿足了當時資本和產能積累的需要。但隨著人口、制度和全球化紅利的衰竭，兩駕馬車的增長模式已難以為繼。主要體現在幾個方面：
　　其一，公私部門長期針對產能、固定資產的投資，邊際效益逐漸遞減，“規模不經濟”問題越來越困擾中國經濟。從微觀個體層面來看，當企業擴張到一定程度時，邊際成本不再隨新增加產出降低，反而原材料、管理、生產效率等瓶頸快速上升，這種規模不經濟的弊端在西方發達國家，甚至在上世紀90年代中國的國企都曾經出現，但目前我國船舶、機械工程、鋼鐵、光伏等行業又在重復這一過程。從宏觀層面來看，由于眾多市場競爭主體以規模化、多元化、產業升級等名義投資，過去10年，投資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例一直攀升，陷入以投資拉動投資的怪圈。宏觀經濟對信貸環境和刺激性政策過度依賴，而缺乏內生性增長動力。
　　其二，歐美經濟疲弱，貿易摩擦不斷，出口增長面臨挑戰。不可否認，全球化擴大了市場規模，調動了更為廣泛的要素資源。受益于此，世界經濟在過去數十年高速增長，尤以中國為首的發展中國家取得長足進步。但全球化并不是萬能的，當前各國所面臨的經濟困境，存在著深刻的內在聯系，主要表現為西方債務規模和中國過剩產能的過度極限化。解決辦法并不新鮮，除了去杠桿、清產能以外，貿易戰和貨幣戰也是各國相機抉擇的無奈選擇，因而本輪全球經濟調整的影響也將更加深遠。
　　其三，長期債務風險累積，依附于基礎設施和制造業產能投資的信用擴張不可持續。在投資邊際效應遞減、出口增長乏力的情況下，債務主體的投資回報長期難以覆蓋成本，償債壓力不斷加大。由于維穩和剛性兌付的需要，一些地方、行業已經出現借新還舊，多家銀行連環輸血的情況，但這種債務的自我堆積膨脹，又勢必加大未來去杠桿的風險。
　　基于以上隱憂，我國迫切需要將經濟增長切換到新的引擎，提高消費在GDP的占比。但是長期以來偏重于投資和出口的增長模式，嚴重扭曲了勞動力、資金等要素價格，使得居民部門在國民收入分配中一直處于弱勢地位，企業、政府部門也由于錯配了過多資源，又會反過來強化既有的經濟主導模式，消費遲遲難以啟動。但另一方面，在社會保障體制不健全的情況下，中國居民未富先老的憂慮已經抬頭，加上近年來居民部門內部收入差距不斷拉大，更影響社會穩定和向消費轉型的難度。
　　在此特殊經濟背景下，中共“十八大”即將召開，根據會前傳遞的信息，十八大將修改黨章，寫入重大理論觀點，而年內也將出臺分配體制改革的總體方案，這無疑呈現出另一番遠景。因為往往只有到了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時期，一個全新的經濟目標才可能作為政治決策，站上歷史舞臺——回顧“十四大”的三項重要決策：第一次提出了GDP“保八”的概念；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確立了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在全黨的指導地位，正是它們打開了近20年高速發展的制度空間。
　　而對于現階段的中國來說，也同樣面臨發展中的諸多困難和各種瓶頸，能否越過庫茲涅茨拐點，擺脫中等收入陷阱，是我國躋身高收入國家的關鍵。唯一選擇只有改善收入分配差距，促進消費轉型。但解決分配問題遠比“分蛋糕”復雜，我們不僅需要勇氣，更考驗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