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部日前發布的各省份前三季度財政數據，凸顯出一些地方非稅收入快速膨脹的異常現象。
　　稅收收入與非稅收入都是政府依法組織的對納稅（費）人征收的政府性收入，兩者間具有某種程度上的“替代”和“擠出”效應，也即政府組織非稅收入的多寡，會影響到組織稅收收入的多寡。從政府組織收入所產生的社會經濟效應來考察，稅收收入隨著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而同步增長，用稅收術語來說就是收入彈性原則。近期稅收收入隨著經濟走勢的適度下滑呈現出的下降趨勢，反映的就是這個道理。而非稅收入“逆市”快速膨脹的成因，筆者認為，主要在于非稅收入膨脹的路徑“黏性”效應與“剛性”效應。
　　有學者利用向量自回歸模型(VAR)，以預算外支出作為政府非稅收入的代理變量，對政府非稅收入與經濟增長的長期均衡關系作了實證分析，結論是，政府非稅收入的使用對經濟增長的長期影響為正。也就是說，在假定其他因素不變的條件下，政府長期組織非稅收入行為的結果，會顯著提高該地區的經濟績效。長期以來，在我國地方政府的績效評價體系中，無論是其指標的選取，還是其權重的分配，一直都是偏重于以GDP等為核心的數量性指標，自然而然地，地方政府官員的職務升遷也就與GDP為核心的數量指標高度正相關了。
　　可見，非稅收入“逆市”快速膨脹是其路徑“黏性”和“剛性”效應綜合作用和相互疊加放大的結果。也即是，非稅收入與地區經濟績效和地區經濟績效與官員職務升遷存在高度的正相關關系，誘致了地方政府官員快速擴大非稅收入規模的行為動機和傾向。
　　若再深入探究一下非稅收入快速膨脹的形成機理，則至少有分稅制不完善、“利益部門化”被部門權力“綁架”、財政政策性投融資機制的缺陷、現行法律法規規定形成制度慣性等幾個方面。
　　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后，中央政府沒有賦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稅政管理權，在財力不斷上移和事權的不斷下移的過程中，地方政府為了確保滿足各項事業發展的財力需要，不得不選擇采用了依靠公共權力通過非稅收入來籌集資金的“平衡術”。在現實中，長期形成的“利益部門化”被部門權力“綁架”，有相當一部分非稅收入的征收、使用和管理，均由部門“說了算”。在這種體制下，非稅收入征收的多少與部門和個人的利益息息相關，為維持和擴大既得利益，不斷強化部門權力勢在必行。在國家重大工程建設項目投資中，上級政府往往將部分資金隨同項目一并劃撥給地方政府，相關配套資金則由地方政府“找米下鍋”。為了使這些事關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重大項目盡快開工建設，就必須開辟新財源，籌措建設配套資金，這無疑為非稅收入項目的設立形成倒逼機制。我國現行《土地管理法》、《森林法》、《礦產資源法》、《教育法》等諸多法律法規，均規定了不少非稅收入項目，這種由某些特定行業和專門領域法律法規來設定非稅收入項目的狀況，為地方政府巧立名目和“搭便車”收費形成制度慣性。
　　由此，對非稅收入的治理，筆者提出以下幾點想法。
　　首先，建立財力與事權相匹配的財政體制，賦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稅政管理權，逐步建立和完善地方稅體系，切除地方政府對非稅收入依賴的根源。同時，還應深化投融資體制改革，研究探索債券融資、資產證券化等政府融資方式，切斷新設收費項目籌資的動機。
　　其次，研究制定《政府非稅收人征收管理法》，完善政府非稅收入管理法規制度體系，提高財稅政策的有效性和宏觀調控能力，規范政府收入行為，促進收費項目立項工作民主化、程序化和透明化，遏制非稅收入項目名目繁多，政出多門，多頭治理等問題。
　　另外，優化調整非稅收入結構。對于某些具有稅收性質的政府性基金和附加收入，實行“費改稅”，歸并到現有的稅種之中或開設新的稅種；對于不符合“費改稅”要求，但有必要繼續保留的收費項目，應納入預算統一管理。
　　最后，規范非稅收入征收行為。引入民主預算理念，在制度執行層面，細化征收標準，縮小彈性空間，公開征收信息，讓征收過程在陽光下運行。